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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中玉(中越战争纵横谈)

梁中玉(中越战争纵横谈)

 青少年时期对中越关系的认识

 记得70年代初,我们刚刚上了初中,越南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周末我们有时候会到五华山的父母机关办公室去看画报。那个时候文艺生活很贫乏,就是画报,也只有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越南画报,朝鲜画报,阿尔巴尼亚画报——偶尔可以看到罗马尼亚画报。

当时流传“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枪枪炮炮,阿尔巴利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画报印刷质量不是很好,就因为当时没有什么好画报,我们对越南画报看得很仔细。1970年的越南画报就有什么二征夫人反抗汉朝统治的起义怎么怎么样的蛊惑性宣传。当时我们很奇怪觉得宣传不是称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吗?怎么大汉族在历史上就一直压迫京族呢?我们问办公厅,民政厅的有知识的大人们,他们也摇头晃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在初中的历史课上的很好,老师们也不乏表扬。有了兴趣就去翻看〈汉书〉,大致对二征夫人起义有了初步的了解。当时的新闻纪录片,越南访问中国和周总理接见的画面特别多,联系越南画报的宣传,看到镜头里黎笋和范文同,这两个人好像很虚伪,但是又不敢说——毕竟少不更事儿啊。

伏波将军马援征战岭南实际上有两次—— 维汜(曾蛊惑百姓,后被杀)的弟子李广纠集徒党,攻下皖城,杀皖侯刘闵,自称“南岳大师”。朝廷派谒者张宗率兵数千人讨伐,又被李广打败,于是派出马援。马援组织诸郡兵马一万余,击斩李广等人。

不久,交阯女子征侧、征贰举兵造反,占领交阯郡,九真、日南、合浦等地纷纷响应。征侧便在麊泠趁机自立为王,公开与东汉朝廷决裂。刘秀任命马援为伏波将军,扶乐侯刘隆为副将,率领楼船将军段志等南击交趾。部队到合浦时,段志去世,刘秀命马援兼领其军。于是,马援统军沿海开进,随山开路,长驱直入千余里。

建武十八年(42年),马援率军到达浪泊,大破反军,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马援乘胜进击,在禁溪一带数败征侧,敌众四散奔逃。

建武十九年(43年)正月,马援斩杀征侧、征贰,传首洛阳。朝廷封马援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马援犒赏三军,大发感慨,三军将士齐呼万岁。

接着,马援率大小楼船两千多艘,战士两万多人,进击征侧余党都羊等,从无功一直打到巨风,斩俘五千多人,平定了岭南。马援见西于县辖地辽阔,有三万二千多户,边远地方离治所一千多里,管理不便,就上书刘秀,请求将西于分成封溪、望海二县。马援每到一处,都组织人力,为郡县修治城郭,并开渠引水,灌溉田地,便利百姓。马援还参照汉代法律,对越律进行了整理,修正了越律与汉律相互矛盾的地方,并向当地人申明,以便约束。从此之后,当地始终遵行马援所申法律,所谓“奉行马将军故事。”

建武二十年(44年),马援率部凯旋回京。刘秀赐马援兵车,朝见时位次九公。

马援一战奠定了岭南交趾郡安南方面的几百年的和平安定。老百姓很感念他的功劳经常有一些寺庙祭奠他。就是桂林这个地方也有伏波山,伏波公园。一说起伏波将军,大家都认为指的就是马援——尽管伏波将军这个称号,好几个朝代的皇帝还授过其他人。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的回忆录里边,专门提到黎笋的亲信、意识形态书记黎德寿,带他去越南博物馆参观解说所谓中国历史上对越南的侵略,特别是二征夫人起义的全过程:他满怀狐疑沉痛的分析了中越关系,认为中越结盟这件事必须仔细考量,因为让他参观反复宣传中国侵略压迫的这个事情,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特别是在谈判中,黎德寿经常让他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经常向他暗示,中越友谊不是那么回事儿……

中国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这一点:范文同每年率团访华就是要钱要枪要粮。他们对周恩来总理穷追猛打,经常提一些过分的要求。周总理用毛巾烫脸彻夜给他们说明中国的处境,越南人不依不饶,说什么毛伯伯都说了,“广大的中国领土是越南的可靠后方,伟大的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硬逼着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装备部长苑化冰,在军援、经援上翻倍的数字上签字,一派强盗嘴脸。

 早期越軍的情况

 越南人民军的前身是越盟和越南解放军宣传队。

虽然胡志明很早就来中国参加革命化名阮爱国,他和周恩来朱德称兄道弟。直呼“恩兄、德兄。”当时陈赓在在黄埔军校上第1期的时候就认识胡志明,上海负责红队和保卫中央的工作,与胡志明不仅在广州有交集,在上海也有交集,中国革命要靠枪杆子取得政权,也给胡志明以很大的启发。抗日战争前后,胡志明回越南来,也开始拉队伍。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按战区受降划分中国的第一方面军在卢汉上将率领下到越南接收战胜国的主要权益。(在接受日军投降后密切监视法军的一举一动。

刚刚获得自由的法国,就要来剥夺其他民族的自由。从1945年10月开始,他们频频派人赴重庆,要求中国将越南交还法国,遭到中方的拒绝。1946年3月,法国政府扬言:“中国军队没有坦克、大炮、飞机、军舰,装备很差,法军决定集中远东所有海陆军力量,将中国军队赶出越北。”

从后来中法双方谈判的结果看:双方签订了《中、法军在海防3·6事件协定要旨》:

(一)1946年3月6日法军偷袭中国军队海防守地,被中国军队击败,此次误会,纯由法军负责。

(二)海防市所有各国居民的生命财产一切损失,都由法军负责赔偿。

(三)法军保证今后绝不再来偷袭海防守地。

(四)击沉击伤的法国军舰,在中国军队监视下,准予打捞拖走,限7日早8时前打捞完竣。

(五)中国军队方面无条件地即日放回法军被俘人员,双方伤亡均由各自负责。

中国军队代表,中国陆军130师师长王理寰

法国军队代表,驻越南法国舰队司令阿巴努

签字后,中国军队把被俘的法军官兵送回码头。法军打捞被击沉的军舰后驶离海防。

当天下午,法国特使圣特尼与越盟政府达成了协议,法国做出了同意越南南北方进行统一公投在内的巨大让步,史称3月6日协定。

3月7日,法军陆续重新登陆。3月18日法国先头部队到达河内。3月20日勒克莱尔抵达河内,法国终于恢复了第三共和国战前最后一块重要的殖民地。法军一登陆便恢复了蛮横无理的本性,与中国军队武装冲突、迫害华侨和越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不过毕竟不像在南越,中国占领军的存在让法国人收敛许多。

第一方面军在履行完受降任务后开始按照中法换防协定撤离越南,52军和62军早在1945年10月完成盯防滇军的任务后已撤离越南,60军和93军在1946年3月至4月间从海防登船海运奔赴东北战场,53军5月越过越桂边境陆上行军至广州后也海运回东北。

此后盟国共同调查海防事件,中方拿出种种证据:一、萨朗来函证明,一方面军与法方约定的法军登陆海防时间为3月7日;二、有军令部证言,并未与法方有3月5日或6日登陆的规定,萨朗的书面通知实属捏造;三、法方称舰队是3月1日从西贡出发,实际是2月26出发,等舰队到了海防外海的3月4日才通知中方,是企图攻中国军队之不备,强行登陆;四、法国舰队驶来越北,悬挂的是美国国旗,以隐匿其行动,进抵海防后才改挂法国旗,被击败后的3月7日又改挂中国旗以遮人耳目,实属故意肇事……况且还有阿巴努所签认罪书为凭!法方理屈词穷,英美就是想回护都没法回护。事件以法方认错道歉和赔偿损失作结。

评估

中法海防冲突是一场出色的抗登陆战斗:

前面说过,中国参战兵力其实不多,不过是53军130师直属队(无山炮营)和388团1营,以及60军184师和暂编21师的两个山炮营,满打满算也就两三千人。

而法军仅地面部队就超过2万(主力为第9殖民地师)。

中国军队最强火力只有日式山炮,主要是九四式。这是一种轻型火炮,只有半吨多重,75 mm口径,弹丸重量6.34 KG(爆破弹),弹丸初速392 m/s。该炮主要用于山地或其他复杂地形作战,作为低机械化战场的支援武器是很合适的,但用于对海打击就显得威力不足了。

实际战斗中,中国军队还使用了“巴祖卡”火箭筒(Bazooka rocket launcher使用破甲火箭弹,有效射程100米,穿甲深度130毫米),作为火力补充。

所以,中国军队一开始就没想打一场传统的反登陆战——既不准备与法舰对轰,也不想迎战优势敌军于滩头。

法军主战舰艇为“凯旋”号,系“空想”级驱逐领舰第六艘,主要装备包括:5座138毫米45倍口径单管炮(弹丸重量40.6KG,弹丸初速800m/s)和37毫米高射机关炮。仅以此舰火力射速,便足以压倒中国军队(其他舰艇也有用于自卫的轻型火炮)。

正因为如此法军自恃武力雄厚,公然宣称“中国军队没有坦克、大炮、飞机、军舰,装备很差,战斗力薄弱,决定集中远东所有海陆空力量,将中国军队赶出北越”。所以他们未做充分准备就贸然闯入狭窄的海防港水道,结果就遭到了严阵以待的中国军队有力打击。

这一仗中国军队扬长避短,选择了合适作战距离(巴祖卡有效射程为100米,打击大型目标可以延伸到300米左右),既避开了法国强大舰炮,又不与对方优势地面部队短兵相接,使得法军空有优势兵力火力完全无法发挥作用。

实战中中国军队集中火力打击“凯旋”号和两艘登陆艇LCI,击中凯旋号炮位(据法方记录8死19重伤20轻伤),致其重伤撤出战斗;两艘登陆艇一沉一伤。

此战的法军是典型的骄横之敌,因其狂妄自大而疏于准备。至迟到中国军队鸣枪示警时,他们就该明白战斗不可避免,应该展开战斗队形,先解除威胁再作道理;而实际情况是他们在开炮后仍然企图强行靠上码头登陆——在法国人看来,炮声一响中国人就会怂了,所以第一批登陆的居然是第九殖民地师信号兵连。

结果就是落入对方火网。

关于这次冲突双方战损情况:《文史资料选辑》记载中国军队伤亡30余人;法方记载几个不同伤亡数字:23死40伤(《Free France's Lion: The Life of Philippe Leclerc,de Gaulle's Greatest General》),34死,超过100人受伤(《Les guerres d'Indochine》);而中方记录主要有法军伤亡800人和3000人两种说法。

具体分析起来,法方记载数字明显缩小,法军总兵力超过2万,虽然一战以后法国人战斗意志比较可疑,但也不至于伤亡不到1%就怂了;要知道远东舰队还有航空母舰“贝亚恩”号(BÉARN),以及“埃米尔·贝尔坦”号(Émile Bertin)等几艘巡洋舰,不是没有报复的本钱。

法军是真被打疼了,不然这帮信奉“丛林法则”的白人是不会认错道歉并赔偿损失的。

当然中国方面的数字也有所夸大:实际战损的法舰只有三艘,就算全部伤亡也凑不出3000人。相对而言伤亡800人可能比较接近事实(LCI的标准搭载是200人,轻装再挤一挤500人也是装得下的,另外那个信号兵连因为打出白旗,可能被视为投降计入歼敌数字)。

但不管怎么说,中国方面都是大胜。

3月6日凌晨,9艘法国军舰靠近越南海防海岸。法舰见岸上中国守军摇旗阻止,便率先开炮,炮弹命中中国守军弹药库,引起爆炸。中国守军用机枪扫射,无法阻止法舰前进。后发射6枚火箭弹,全部命中目标,造成法舰一沉两伤,其余法舰见势不妙,仓皇溃退。法国远东舰队司令阿巴努亲自拜会国军第130师师长王理寰,表示道歉,并承诺军舰驶出10海里以外。越南人民得知这一消息后,奔走相告,他们高举中国国旗,欢呼万岁。

海防抗登陆战的当天中午,法国被迫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并与胡志明达成初步协定,承认越南的独立地位。5月初,中国军队全部撤出越南。

然而,法国愿意承认越南独立,只是迫于其他盟国的压力,尤其是中国军队在越南的军事存在。达成协议也只不过是缓兵之计,一旦中国军队撤出越南,法国就立即撕毁协议。1946年12月,法国发动了对越南的全面进攻,越南由此开始了长达9年的艰苦抗战。中国此时也陷入国共内战之中,再也没有心思去管越南的事了)

当时越盟的力量很小,但是美军联络官也已经重视到越盟的作用,只是不知道怎么样和这个有共产党背景的组织拉好关系。

中法军队在海防发生舰炮与岸炮冲突后,经过国际协调,中国军队由海路、陆路分别撤往东北和云南。法军重新掌控印度之那,越盟势力在权力交接中获得极大的爆发性发展。1945年的8月革命使越南人民对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有了倾向性的认识和认可。参军参战的热情日趋高涨。

1949年8月越盟开始组建308师主力部队;1950年3月开始组建304师。这些部队由于长期分散活动,已编成的师也没有集中过,更没有集中作过战。所以自由散漫,不守时间、执行命令讲价钱等现象相当普遍,集中一个团作战也是很困难的,游击习气非常普遍。

  胡志明向中共中央指名道姓,要求率军解放大西南的陈赓过来协助越南革命。胡志明一方面对陈赓同志说,军队交给你指挥,中越边界的战役必须打胜,不能打败。

另外一方面又在越军营以上干部讲话时明确表示:陈赓同志是我的老相交,军队各级都要听他的指挥。

陈赓从昆明去越南时,从四兵团机关和部队抽掉了10名师级干部,他们是:黄敬文,曾延伟,王砚泉,梁中玉,王振夫,张乃瞻,刘诗祥,杜建华,杨进,黄为,周逸之。而后来中国中央军委派驻越南人民军的军事顾问团团长是韦国清,参谋长梅嘉生、政治部主任邓逸凡,此外还有驻越南大使罗贵波。

当时的越军面临着一个艰巨的由游击队转变为正规军,由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由消耗战转变为歼灭战的问题。为协助越军总部解决这些必须解决的转变问题,使越军的建设和作战走上新的战略阶段。陈赓和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同志们,进行了繁重的,耐心的、顽强的工作,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劳动,度过了比在国内艰苦得多的日日夜夜,还要忍受越南党军内部的不理解、牢骚怪话和挖苦,甚至是缺乏格局的刁难阻挠。陈庚同志和顾问团的,其他同志们忍辱负重,为了完成国际主义义务和党中央交办的工作,他们吃了不少的苦。

1950年夏季,越南人民军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共约16万人,已经具备了挑战法国殖民统治的能力。

这一年在打边界战役时,出现这样的情况:勒巴日兵团最先落入越军埋伏圈。然而,勒巴日兵团4个营,有3个营是外籍兵团中的欧洲兵,大部分是二战德国老兵,战斗力非常强悍,勒巴日还呼叫飞机对越军阵地狂轰滥炸。到10月4日,勒巴日兵团前出10公里,突破了越军埋伏圈。而萨克东兵团不顾174中团的拦截,拼命向南靠拢,两军距离眼看越来越近。

10月5日,越军308大团在谷社山追上了勒巴日兵团,双方在森山密林中展开激战。越军打得非常吃力,到5日晚,越军最高指挥官判断两股敌人离得很近,万一不能迅速吃掉,越军有被夹击的危险,于是下令停止进攻,打算有序撤出战场。

陈赓得到消息,第一次在入越后发了脾气,直接打电话给越军最高指挥官:“这样的仗再不打,就无仗可打了!”

还没等对方回复,陈赓又大声说:“如果这样的仗不打,我就卷起铺盖走了!”

对方拿着电话,沉默了好几分钟。

陈赓意识到自己脾气有点急,又苦口婆心地说:“在此关键时刻,司令部动摇,会葬送战役胜利的大好时机!同志,你可不能放弃呀!”

放下电话后,陈赓立即给胡主席修书一封,希望整顿干部思想,一定要分割围歼两股敌人。

只停了两三个钟头,越军又重新发起了新的进攻,双方激战到10月6日晚,勒巴日兵团大部被歼。10月7日早上7点,勒巴日在谷社山中一个岩洞内被越军俘虏。

歼灭勒巴日兵团后,陈赓亲自到越军总部,强烈建议越军留一个营搜索残敌,其余部队不顾疲劳,转兵围歼萨克东兵团。越军最高指挥官迅速下令:308大团乘胜向北,和174中团一道猛扑萨克东兵团。

拖家带口的萨克东兵团突然遭遇越军3个团进攻,猝不及防,中午就全部崩溃了。下午17时,萨克东和伪高平省省长、省政府官吏在477高地被俘。

此战,越军歼灭法军两大兵团加东溪守军共6000人,取得全胜,兵不血刃拿下了高平。此后一个月,越北法军司令部又接连放弃了谅山、同登、沙巴、那岑、老街等战略要地,中越边境终于连成一片,彻底扭转了越北战局。

中越关系的深层次梗阻

1968年,胡志明主席不幸病逝,越南新任执政者黎笋上台。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动,也让两国的关系发生了些许的变化。其实越共党内早有亲苏派和亲华派, 胡志明也有意无意的让他们此消彼长,黎笋十分狡猾,还在胡志明时代,就大量在党政军内安排亲信、培植势力。在胡患病期间,其实他已经把胡志明架空了……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越两国在形态意识以及各项主张上逐渐出现巨大分歧,并将此前的一些差异逐渐放大,形成难以化解的矛盾。此外,随着苏联插手越南的内政事务,激化了中越在和谈、援助等问题上的分歧,横在中越两国之间的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之前被统一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矛盾也开始慢慢浮现。

1954年5月7日,越南军队在奠边府战役中,歼灭1.6万名法军,取得巨大胜利,而宣告大捷。此次越南不仅取得战役上的胜利,也使得法国殖民统治者在印支战场上的最精锐机动兵团被彻底消灭。

而此时,中苏十分关心的抗美援朝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越南的印支战场上来。同年5月8日,日内瓦会议开始将事关越南未来发展的印支停战问题定为讨论内容。

此时,中苏关系正处于甜蜜时期,中越关系也司一用“同志加兄弟”来形容,再加上中越两国代表团都是第一次参加此类会议,因而,为尽可能争取在会议上取得成果,苏中越三方紧密合作、事事协商。在会议开始前,中越两国都经常就外交常识、外交斗争等问题向苏联寻求解决方案。

同样,在日内瓦会议的印支停战问题上,中苏越三国也已达成一致的原则性意见,共同努力争取最有利的停战方案,实现南北停火线的划分。

意外的是,就在日内瓦会议讨论印支问题的前一天,越共军队取得奠边府大捷。在战场的喜人形势令北越代表团团长范文同信心大增。不仅如此,范文同在黎笋的授意下对三国原定的谈判方针有了新的想法,想要将分界线尽量南移至北纬纬度甚至是14度,以尽可能占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更多越南国土,甚至直言道:“就地停火、稍加整顿、等候普选。”

越南的态度突变,让印支问题的谈判也到了破裂的边缘。中国与苏联都十分清楚,此次越南谈判若是失败,就会导致越南战争的风险升级和扩大,造成和平局面消失。

同时,还要防止美国军事势力直接干涉越南,争取世界尤其亚洲的和平局势,这是此时中苏两国共同而又强烈的愿望。

苏联莫洛托夫清醒地认识到局面的严重性,十分担忧地对周恩来说:“谈判来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如果印支问题也谈不成,日内瓦会议就前功尽弃了。”

于是,中苏决定劝导越南放低要价以达成协议,而中国为劝说越南一方“让步”以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与越南进行的柳州会议。

柳州会议最后达成共识,在划线问题上,越南以北纬16度划线,或者拟以9号公路为界。尽管越南党内对此次协议有诸多反对的声音,却没能阻止日内瓦会议的最终决议根据对印支共产党并未增加实际利益的柳州会议的方案来解决。这也意味着越共军队还得从南方根据地退到北方,在军事进攻势头上做出巨大让步。

原本,越军在越南中部战场完全占据主动地位,有军事作为筹码,北越对谈判的心理预期提高,要价虚高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越南连连取得军事胜利的情况下,中苏却主张做出“退步”。

中国甚至特地安排了中越柳州会议,试图劝说越南领导人降低要价,必然令部分越南领导阶层难以接受。当中越两国关系逐渐恶化、甚至反目成仇时,这些曾经被掩盖在党内的不同声音开始站出来,指出“当时有能力解放全国”,控诉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出卖了越南。

昔日互为“兄弟”之邦,却“反目成仇”,战场上“兵戎相见”

日内瓦会议给越南人留下了阴影,更成为中越关系中的一颗不定时炸弹。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初,在日内瓦会议的阴影笼罩之下,中越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而之后发生的一些列分歧,让中越之间的矛盾愈加尖锐。

1965年2月,在柯西金总理访越之后,苏联根据越南的需求及苏联的经验制定了新的援越军事行动计划,并在月底向中国提出要求,让苏联通过中国铁路向越南输送为数甚众的军队。同时,在中越边界地区,提供机场给苏联截击机大队使用,并驻苏联军队来守卫机场的安全。

此外,还要求在中国领空开通空中航线,供苏联向越南运送飞机等其他武器及越军所需的物资。随后,苏联政府又要求用飞机空向越南运高射炮和高射机枪。

令人担忧的是,此时中苏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恶化,彼此的分歧越来越大,甚至两国在边界地区已经冲突不断。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对苏联的要求疑虑重重。一方面,认为此种要求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决心大规模援助越南,中国恐越南因此亲苏联而远离中国,减少自身在越南事务上的影响力。

基于以上考虑,2月28日,中国对苏联的“在中国领空开辟空中航线”要求做出回复,认为大规模空运不符合苏联主张的绝对保密原则,建议改为陆运。不久后,中国通过外交途径正式答复苏联另外两个要求,认为苏联所提军事计划超出了通常的军事援助范围,还会存在随时暴露的风险。

同时,中方指责苏联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把中国、苏联、越南三国置于目前就开始对美国公开作战的地位,这将使当前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形势复杂化。

而苏联在收到中国的“拒绝”回复之后,毫不顾忌地利用中国的答复,进一步恶化中越关系。在莫斯科三月会议上,苏联领导人直接披露说是因为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而造成越南在抗美战场上的损失。苏联进而责备由于中国的立场,导致美国轰炸越南的时候,苏联的有效军事防御物资没能以最快的速度运到越南

从地理位置来看,社会主义国家要提供给北越的援助物资,较为便利的运输路线是经中国转运给越南。因此,在越南抗战期间,中国成为转运其他国家援越物资的主要通道。但是,在苏联援越的物资过境这一问题上,中苏两国产生了诸多纠葛,给中越关系带来不少纷扰。中苏在中国转运援越物资这一问题上的不断摩擦与相互指责,令急于实现援助最大化的越南左右为难。在中苏的相互指责之中,越南其实倾向于认同苏联的观点,即中国阻挠了援越物资的过境,导致河内防空系统建设的延缓,为美国轰炸越南北方、出兵直接侵略越南南方开放绿灯,也就是越南所说的中国对越南的第二次“背叛”。

直至印支霸权问题出现,再次引起中越两党、两国的巨大分歧与冲突,这也是中越两国最为突出的矛盾。越南一直希望能由越、柬、老三国建立起以越南为核心的“特殊关系”,即“印度支那联邦”,在印支地区甚至整个东南亚地区建立霸权。而苏联之所以积极干预越南事务,援助、拉拢越南,是由于越南是苏联全球争霸的一个重要环节。

越北的共产党军队解放南方后,在军事力量迅速膨胀的背景下,加紧推行所谓“印支联邦”计划”。意图一步步地控制老挝,侵占柬埔寨,然后在越南与老、柬的所谓“特殊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由越南控制的“印支联邦”。

抗美战争结束后,越南不但不肯撤出驻扎在老挝卜老地区的数万名越军,反而增加越南在老挝境内的军队数量,而后占领老挝诸多交通重镇、军事枢纽,并于1977年签订带有“霸权主义色彩”的《越老友好合作条约》。

越南还将主意打到了柬埔寨头上,要求柬埔寨政府与越南实行“共同的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并提出一个系列“合作计划”,以达到越南控制柬埔寨经济与军事的目的,并在6月出兵侵占了柬埔寨的威岛。

但越共的野心遭到民主柬埔寨的强烈抵制和挑战。1978年12月25日,越南军队在苏联的支持下向柬埔寨发动了全面军事进攻,推翻柬埔寨波尔布特的政权,扶植新的傀儡政权,并在1979年2月签署了《越柬和平友好合作条约》。

自此,越南以此三个条约为纽带,以苏越于1978年11月所签订一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为支柱,不仅在印支形成了越、柬、老三国的“特殊关系”,也隐约出现了一个苏、越、柬、老四合一的“同盟”。

在此情形之下,中国在印支的影响力及经济利益必将受到影响,南疆的安全在苏越大小二霸的军事合谋下,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与威胁。中国绝不能容忍此情形成为现实,也就只能任由越南在印支称王称霸。而中国作为印支地区的近邻,鉴于其和平共处的对外关系原则,坚决反对一切霸权主义行径。

当时中苏之间处于敌对状态,越共急于借助苏联的帮助实现“印支联邦”的长久愿望,苏联抓住机会,以有限的代价,通过越南直接或者间接地达成以上战略利益。

而这些利益的获得,尽管并非完全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前提,尽管其目标也非完全针对中国而制定,但因双方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是“零和游戏”。即苏联获得某一利益,等于中国方面遭受同样的损失。中国被迫进行重大的战略调整,逐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样一来就更加得罪越南。50年代援朝,60年代援越、长期援助阿尔巴尼亚。这些小国实际上绑架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上世纪70年代我们国家领导人头脑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因而要发生调整和改善,维护中华民族的切身利益。

因此,越南的“联苏反华”,不仅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更是协助苏联势力扩张至印支的帮凶,是“东方古巴”。

尤其是自1978年末起,中国对越方将苏联进一步引进东南亚地区颇表恼怒。反苏联“大霸”,就必须同时反越南的“小霸”,这成为中国的反霸逻辑。也正是这一年,越南向柬埔寨发动战争,同时在越南国内大规模排挤华人,并在中越边境制造冲突。

为了捍卫主权,惩治侵略者,中国在中越边境集结大量军队,进入越南。1979年2月17日,中越战争爆发, 一直到1989年,包括边界大小纷争,中国占了绝对优势,越南不得不低下头此次中越战争才结束。

  就中越关系史而言,前面也有提到:两件大事是让越共耿耿于怀的:一是在日内瓦会议上,中国反复劝说北越接受北、南分治的《日内瓦协议》;二是在越南战争进行期间,中国与美国实现和解,并积极推动美越签订了和平协定。这两件事,虽然是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是现实条件下对越南最为有利的方案。但越共看到的,是在取得战场优势的情况下,两次放弃了国家统一的机会。这对越共的影响极其深刻,尽管在公开场合仍“高度评价”,但私下里却是相当不满的,认为中国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了越南。后来黎笋掌权,对于来自中国的压力非常愤怒,他较早就成了越共的亲苏反中派。也就是说,中国在长达20多年的援越过程中,在越共高层也“培养”了一批反对力量。

胡志明小道扩建早期,缺乏卡车等运输手段的北越只得在巴特寮游击队的协助下,动用大象来运输重型物资,不言而喻,越南利用特定的战争环境加紧了对老挝的渗透,有很长一段时间,越军有5万人在老挝从事所谓的军事战勤保障工作,后来干脆打着越老友谊的旗号向老挝内地派遣所谓顾问把持老挝的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工作,后来还以高压挟持手段强迫老挝签订了长期合作协定。

援助宿命:中国一直向北越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但在北越看来,美国介入越南战争不只是阻止越南统一,更是在围堵中国;北越是保卫中国的第一道防线,越南人在前线流血牺牲,中国出钱出枪支援北越是理所当然的。因此,黎笋、长征、范文同等人每次到北京索要援助时,都理直气壮,狮子大开口,没有什么“感恩”心理,(长征因为学习中国土改被指为“极左倾”挨整,内心一直没有服气过,但又他又不得不装出一副谦卑恭顺的模样,保住他在议会的高位,尽量不让黎笋、范文同揪住他亲华派的尾巴,其实他对中国还是有好感的)。

深层次分析,中国大力援助越南,虽然有推动世界革命的因素,但更是国家利益所需:如果整个越南被法国或美国占领,必将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其逻辑与朝战爆发时的情形相类似。基于此,中国一定是把自身的战略利益放在第一位,并运用援助这个工具,试图对北越施加影响。而在中越战略利益发生冲突时,中国不惜得罪北越以维护自身。例如在北越强烈反对之下,仍坚持推进与美国的和解。双方在上述心态和国家利益格局下,中国援助的物资和资金再多、援助的工作做得再好,都很难让北越领情,甚至还处处防范中国“控制”或“出卖”越南。相类似的,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最终也反目成仇。红色阵营之间的这种援助关系,难道是一种宿命?

倒向苏联:苏联最初对援助北越并不热心。但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削弱和遏制中国成为了苏联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自1965年开始,苏联在援助北越问题上开始与中国展开竞赛。由于苏联财大气粗,武器先进,从1968年起在援助越竞赛中开始占上风。北越也正好利用中苏之间的争斗而从中渔利,以获得最大程度的援助和战争资源。

越南统一后,双方关系开始变得微妙,中国开始逐步减少了对越援助。实际上在1977年就完全停止了对越南的援助。而苏联出于围堵中国和南下印度洋的需要,继续大规模援助越南,还租用了金兰湾军港。

 中国顾问团直接参与创建越军——越南高层的斗争

 陈大将手下有几员爱将,他们是陈康,李成芳,王砚泉,吴效闵,胡荣贵,梁中玉等人。(陈大将曾开玩笑说,把自己的大将将星摘一颗给陈康:也曾在〈陈赓日记〉里爱护有加的批评过王砚泉)越南立国期间的援越抗法时胡志明凭着早年在中国革命的经历向我党我军毫不客气的要求,指定要陈赓大将组团援越——他理直气壮的说:就是和陈赓当年在上海滩是“老旧好”!陈赓大将的军事才干,在与法国殖民者较量的过程中,显得尤为突出。胡志明对他钟爱佩服有加,完全把陈赓视为知己和小诸葛,曾经赋诗称赞:密林深处高士卧,芭蕉树下美人来……

时任14军40师师长的王砚泉(副师长梁中玉)一马当先,亲自组训了越军的骨血308师。〈其他的304师,312师,320师,316师由其他野战军组训,其中的师级主官干部:文进勇、黎仲迅,双豪、朱辉岷等人授了大将军衔:文进勇和黎仲迅先后当了总参谋长,朱辉岷当了总政治局长;双豪主持过总军委的工作〉这几只部队参加了奠定越南独立的越北的边界战役和奠边府战役。与其他按日内瓦协议,从南方过来的330师等5个师一起,在抗美救国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其中的6个师被誉为越军六大主力师。

1979年中越边界战争中,首都第3师和308师主力团遭到歼灭性打击。316A师在云南方向遭到几次打击后被裁撤,两山轮战时,见到过338师304师等所谓主力的身影,(304师号称百战百胜,曾在柬埔寨战场横扫柬埔寨军队)但他们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也同样是损兵折将。

1996年,王砚泉将军被越南国防部邀请,作为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前军事专家组组长访越,大家说起308师和316a师的命运,不胜感叹……

  黎笋主政越南之后,推行亲苏反华政策,遭到很多越南党内人士反对,其中包括长期担任越南驻华大使的黄文欢,他是胡志明主席的亲密战友。1979年7月,已经是越南国家副主席的黄文欢利用去柏林治病的机会,转道去了北京。8月9日,黄文欢在北京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黎笋当局的错误路线,散发了《致全国同胞信》,随后又在8月30日揭露出一个更大的秘密,即黎笋篡改胡志明的遗嘱。

黄文欢强烈质疑黎笋在胡志明遗嘱上动了手脚。他谈到胡志明逝世前,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在旁守候的政治局委员,曾讨论应齐集到胡主席身边听取最后的遗言,但被黎笋以胡志明不清醒、说不清楚为由阻止。政治局委员们听取胡志明最后遗言的愿望未能实现,也从未听黎笋说过胡志明早已立下了书面遗嘱。但在胡志明逝世当天,黎笋在政治局委员面前,突然拿出了一份约有三、四页的打字文件,说这就是事先准备好的胡志明遗嘱,并请人宣读。这份遗嘱末尾一边是胡志明的签字,另一边是黎笋的签字。

几天后,这份遗嘱发表在报纸上,还刊登了胡志明的一段手迹。但黄文欢看到,这份遗嘱不是当天黎笋出示的那一份打字文件,而是另一个不同的铅印文件,而且只看到胡志明的签字,没有黎笋的签字。对于不公开全文遗嘱,而采取这样方式公布,黄文欢强烈怀疑这是因为原文已被黎笋阉割或篡改,因而只刊登一段手迹,以鱼目混珠,是为自己后期的为政举措铺平道路。黎笋一直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胡志明在位时,黎笋就表现出了强烈的扩张欲望。

这一点胡志明是知道的,不过胡志明比黎笋修炼的程度要高,他很懂得隐藏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否则,就无法在中苏两个大国之间左右逢源。而黎笋,显然是没有达到这个层次,一旦他露出极端民族主义的狭隘本性,他就只能死抱前苏联的大腿而在国际上走入越来越孤立的境地,穷兵黩武与中国对抗是他垂死挣扎的最为愚蠢表现。

他需要搬出胡志明,让自己的扩张战略变得名正言顺。要知道,胡志明在越南百姓心目中的地位简直如神一般存在,是革命路上的伟大导师,而黎笋需要借助"死人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还有,他想建立所谓的印度支那联邦,党内有很多保守派甚至温和派反对,不愿这样穷兵黩武。黎笋一己之力,很难压制他们(党内有长征、孙德胜,阮友寿、黄晋发;军队内有武元甲,朱文晋、双豪等人)。因此,他把"越老柬一体化"说成是胡志明的遗愿,这样自然就不会有人再跳出来反对,即便有反对者,也被他分而治之。

所以建立印度支那统一共产党、建立印度支那联邦这句话到底胡志明有没有说根本就不重要,他只是黎笋拿出来为自己铺路的罢了。反正胡志明都已经去世了,总不能有人"过阴"下去问他。可见,黎笋的小心思还是很深的,小聪明还是有的。也由此昭示了黎笋的狼子野心以及卑劣的政治手腕。

黄文欢来中国后,黎笋集团缺席宣布他的死刑,这本来就是黎笋集团的笑柄。黄文欢在中国曾经主持过流亡中国的越南人士反攻越南;但是因为越南党军一体基层建设严密,不仅越北山区堡垒巩固,对所谓北方的威胁,特别神经质高度敏感。他们的手还伸长到老挝大一点的村镇,到处悬挂越南国旗。所以反攻人士要么被活捉,要么被枪毙,要么被追得四处乱窜。折腾了几年,反攻无望,针插不进,水泼不 入;黄文欢指示,加强宣传力度,更多的揭露黎笋集团企图打造大印度支那的狂妄梦想,建立反越南扩张野心的包括西方世界,泰国、缅甸,中国、东盟在内的统一战线。

从历史上看,越南并不具备统一中南半岛的力量,法国殖民势力入侵后,对中南半岛是形成了法语势力文化圈,一直延伸到泰缅边界与大英帝国的势力对抗,所以后来上世纪70年代20多万越军打下柬埔寨以后,直接挑衅就和泰王国军队在東泰边界发生了冲突,越南认为越战中,泰国给美军提供了军事基地,狂轰滥炸北越和胡志明小道,早就要报这一箭之仇,泰国则早就对越南的扩张主义又恨又怕有所防范,加上中美两个大国的支持,泰国军队严防死守,越南并没有在越泰军事冲突中占多少便宜!反而树敌过多,在东南亚国家中都引起了极大的反感和防范。当时的越南有一个外号就叫做“东方的古巴。”

〈顺便说明,北越立国后,在新中国的斡旋下,1954年7月21日,美苏中英法及北越、南越、老挝、柬埔寨九国在日内瓦拟定促成印度支那停战的《日内瓦协定》。〉

不过美国并不希望看到中南半岛的赤化,所以在重金支持的法国侵略者烂泥扶不上墙之后,美国从1955年开始,成为南越新的支持者,刚刚取得抗法战争胜利的北越随即开始了更艰苦卓绝的抗美战争。

而越南作为我国的邻国,自然也是美国威胁我国南疆的跳板和前沿,所以我国也对越南进行了大规模的支持。

从1950年到1978年,新中国在自身尚不富裕的情况下,对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包括213.8万挺各类枪支、7万多门火炮、124440万发子弹、1807万发炮弹、18240吨炸药、176艘舰艇、552辆坦克、320辆装甲车、16000辆汽车、170架飞机、260部雷达、1万部各类电机、3套地空导弹、180枚导弹以及几千部工程器械和舟桥器材等,各种军用被服各种粮食、罐头、各种民用品甚至最基础的原材料总价值超过200亿美元。此外中国还应越南的强烈要求,派出了工程兵部队,高炮部队以及汽车运输队,最高时各种后勤支援保障部队达到30万人之多,越军得以腾出手来,派大量部队渗透到南方,以人血战术,人海战术、以高昂的代价强行打下越南南方。

可以说,新中国的支援,是越南能够击败美国侵略者并最终统一南越的根本保证。

但为什么几年时间,越南就和昔日的恩人恩断义绝并最终兵戎相见了呢?根本原因在于越南“有奶便是娘”的民族本性。

事实上即便是胡志明这样的所谓亲华派,在骨子里也对我们充满着警惕,所以他的政治军事班子里边就有亲华派和亲苏派。从越南的角度来看,这样的选择似乎无可厚非,但对于越南的前途而言,墙头草注定有玩火自焚的那一刻。

1945年北越建立后,胡志明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马不停蹄地废除了汉字,并通过1946年颁布的宪法予以确认。从文化上看,越南当局认同法兰西,甚至以法国殖民文化的继承者身份自居:政治上与苏联和中国搞平衡术:军事上要更多的依赖和利用中国,经济上千方百计敲诈中苏两个大国、什么国家的援助都想要!所以他的工业品和民用品就是纷杂的万国牌。至于统一后,要在中南半岛有自己的特定势力范围,黎笋后来的作为把这一点诠释的淋漓尽致。

1954年抗法战争取得胜利后,虽然在新中国的斡旋下通过了促进中南半岛停火的《日内瓦协定》,推动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独立,但这一成果远远偏离了北越的预期,黎笋在回忆录中就直接表达了对中国外交和周恩来总理个人的强烈不满,中国并没有引起重视和警惕。

因为历史上的越南虽然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但自公元937年脱离中原王朝自立门户后,越南虽然是中原王朝的藩属,但却在中南半岛大搞地区霸权,将老挝和柬埔寨也收入囊中。〉

 越南南北统一后,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柬埔寨和老挝两个国家,他有可能一时得势,但绝不可能得逞。柬埔寨和老挝从来不甘心自己作为越南的附属国。历史上这两国也有分别打败越南侵略者的记载——2017年我们在老挝自驾游的时候,我问过老挝的边防官员和民宿的老板们——甚至还有年轻的僧侣,他们都对越南在老挝的横行霸道非常不满(中老铁路通车后,越南的势力将会受到极大削弱,柬埔寨对越南早有防范,就是上个世纪还有激烈的抗争;老挝的国力较弱,重要的城市、交通枢纽,甚至村镇都有挂越南国旗的现象,但是老挝人民对越南很反感;他们认为自己是被压迫民族,很耻辱。泰国更是容不得一点点越南势力渗透,越南只要花时间和精力把自己南方的事情办好、防止内外颠覆、维持统一格局就不错了!)黎笋集团的扩张野心一直不能得逞,不得不感叹说:我们离天堂太远,可是离中国太近——显然中国就是戳破他们大印度之那梦想和阻止他们妄为的一大不可逾越的障碍,也难怪他们要歇斯底里的反华排华。越南还是最大的难民潮制造者,几百万难民驱赶到世界各地,强迫国际社会接受他们制造的苦难——笔者就有亲人在云南省难民办亲自接收了上万的越南难民分别安排到云南各地州的国营农场;我们在北海的侨港镇路海大酒店住宿时,亲眼看见当年的越南难民在桥港镇重新成家立业,置办自己的事业,大多数人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有的成了千万元户大多数人都生活得不错。

这几百万难民逐渐融入当地的社会、成为当地居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当然不会认同越南当局的倒行逆施,也一直对黎笋范文同当局怀有恶感。越南当局一直很眼红中国的华侨四面八方援助自己的祖国,也巴不得把华侨在开发越南中几代人打拼积累的财富据为己有。反华排华就是他们直接做的恶行,连带着把南方的稍微富裕的人民强行驱除出境,霸占他们的财富,又巴不得他们从海外汇入外汇,接济他们千疮百孔的经济,大家想一想这可能吗?!可以说越南的侨民政策是失败的政策!

 西线轶事——我的战场经历 

云南方向由开国上将杨德志将军指挥三个军从河口和金平出击地打击越南。(战端一开杨德志将军因病回北京治疗,以后直接荣任总参谋长。前指是由第一副司令、也是开国少将的张鋕秀将军实际指挥和部署——顺便提一下张将军执掌昆明军区帅印将近8年)

我们作为昆明军区的战略工兵团,为十四军,十三军和十一军构筑前线指挥部,架桥、排雷、军用急造公路等重大工兵业务,我们这些当年的小知青而今的小战士也裹身其中随大军前出边界纵深越南老街浦娄、柑糖一侧……

  在不到约一个月的战争中,我亲眼目睹了万炮齐鸣和越南方面的焦土累累,在前出越南最大的磷矿基地甘棠磷矿收缴战利品的路途中,我亲眼看到了在水田中被炸得四脚朝天的水牛、村旁农舍死去的猪和鸡、还有远处山梁边四处丢弃的毛毯、花花绿绿的棉被以及僵卧的尸首;大弹坑旁边的小弹坑,分别是152炮130炮122炮——甚至火箭炮轰击过的伤痕。〈赵家林战友说:比血肉模糊更难忘的,是战场上的恶臭,腐烂的尸体和死牛死马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比任何恐怖片更加恐怖。我在看战争片时常常会想,恶臭扑鼻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无法表达的,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

我临时配发的是一只54手枪,上了膛,装满了子弹,我的任务是登记收缴的各种战利品,有成捆的钢筋、有拆卸下来的各种电机、电器还有一辆苏制嘎斯51的吉普车,上面印着吓唬少数民族和老百姓的越军的金星军徽,我们英俊潇洒的杨技师开着溜来溜去,还招呼我上去过一把瘾玩一玩儿,不小心还得罪了后勤处长姚玉民,战后挨了一个十分冤枉的处分。

我做完了文字工作,提着手枪到工棚那边去查看,很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二愣子作风,经过一片竹林,一群黄牛的头牛带着牛铃,叮叮当当地向我走来。它们显然受了铺天盖地炮火的恐怖惊吓,头牛眼睛又大又黑又亮温柔的看着我,好像把我认为是他主人的朋友,希望我牵着它的牛鼻绳,把它们牵进牛棚里去。我心里暗自盘算:这只头牛膘肥体壮,如果带回我们修理所够战友们吃好几天了,可是这次我们收缴战利品来了一台吊车,两台卡车,一台卡车装满钢精和其他杂物,另外一台装电机电器没有多少空间了,说不定我把牛牵过去会挨一顿叫骂,因为战勒伙食天天都有肉吃,大家吃的不耐烦,反而钟情于酸辣菜、酸黄豆酸黄瓜罐头。——于是我把手枪抬起,挥了挥尼龙枪绳,头牛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于是一步三回头的恋恋不舍的离去了,牛群也随即散开,我转身进了越南工人的工棚。

越南工人苦得很,吃的是木薯饭,家具摆了一屋子凌乱不堪,其中还有我们天津制药厂生产的感冒药去痛片之类。我看到一个精巧的工具箱,上面居然印着made in Romenia的英文字母,我正在辨认英文,突然不远处传来两声闷响,定睛一看,原来是14军的两个散兵游勇,正在那边百无聊赖的扔手榴弹实弹玩儿!看见我还嬉皮笑脸的做了个鬼脸。

听到响声看到烟雾,负责此次行动的张指导员朝着我一声大叫:……“那边有地雷有特工,你怎么敢跑那么远,立刻、马上给我回来”!——的确,我在修理所负责文书工作,再怎么样也轮不着我上前线去登记战利品,我在蚂蝗堡的修理基地憋的难受,我觉得我是一个军人,就算是闻过旁边炮4师5团一营152炮阵地的硝烟,就是没有置身于战场、看过战场的血与火,这无论如何是无法忍受的!我振振有词的几次向所长请求,这位1米80的东北大汉,谨慎到过于小心的地步,他十分勉强让指导员带我去前线溜达一圈,规定说“最多待24个小时”;行前再三保证:保证完成任务,保证服从命令,保证听从指挥,张指导员和我是四川老乡,他也怕我出个三长两短,无法回去交代。再说我们团也是出了人命的——营长李培孟,因为排雷英勇牺牲;昆明兵张葆华当时被地雷炸断了腿,后来因为地雷破片引起的败血症也牺牲了。

云南方向战果没有广西大,牺牲也相对较小:根据前线指挥部的通报——云南方向歼灭性消灭越军第三四五生产师,师长只带几个小喽啰,渡过外波河狼狈不堪逃跑,其他人员非死即伤,要么就是被俘虏。越军总部后来出手收罗345师的残兵败将,委派了新的师长和政治副师长成立临时指挥部,为他们配备一个新的炮群,结果这个拼凑起来的零时残存的光扞指挥部发电给总部称:“无兵可派无人可用”,可见其狼狈相!

击溃越军316A师,这个金星师是越军的主力部队之一,黎笋亲自下令他们去柑糖磷矿挽救败局,阻止摧毁他的经济重地,但是他们在主要公路线上遭到我13军二个加强营的阻击,居然攻不过去,拖走了七车尸体,机枪连排长阿尔子日指挥的火力点就毙伤了敌军上百人——这个主力师的阵地战攻击波确实不怎么样,牠在抗法抗美战役中的功绩,在这里居然一败涂地!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军战役战术也有问题:316A师北上时我军就有所察觉,以十三军的强悍兵力,至少不应该是击溃仗,当看到316A师连一个加强营山头都攻不破的时候,就应该明白它是什么东西,前线指挥部立刻就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调动主力2翼包抄至少消灭它2/3的兵力,那时说重创也不过分,能够全歼当然就更好了!张志锈将军打得过于谨慎,还没有吃掉他一个主力师的胃口,我们知道同登消灭了他的一个英雄团,鬼屯炮台炸死了他800多精壮人员,奇穷河两岸横七竖八堆满了首都第3师的残部尸体、308师派来的特别行动团也被打残废了,越军痛了好多年呢!

316a师一看前面山头攻不过去,甘棠磷矿也被我军炸的差不多了,他立刻沿原路返回,逃得比兔子还快!当然在他们上级的严辞责令下,316a师又迂回到黄连山桠口和安沛通道布防。在这一地段遭遇担任侧翼掩护任务的我军149师,又吃了大亏。(越方承认伤亡千人,我方统计是歼敌1500人———316A师被部署在中越边境西段第二军区所属的纵深地区,负责策应防守老街、柑塘的部队。也就是说,316A师是第二军区的拳头部队和救火队,哪里告急就驰援哪里。战争爆发前越军总部宣称:316A师有能力歼灭解放军的任意一个师。

越军高层对316A师寄予厚望,316A师却信心不足,因为这一次面对的不是法国人和美国人,而是他们的老师,一手将316A师训练出来的解放军。

像308、312、316等越军老牌步兵师,大部分干部都读过解放军的军校,对中国革命史和解放军战史了如指掌,自然清楚解放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与外强中干的法国人、美国人完全不一样。

所以,当中越关系日趋紧张,解放军云集边境的时候,316A师的官兵意识到昔日的老师即将变成战场上的敌人,很多人的思想一下子转不弯来,不少干部提前要求转业,甚至出现了逃兵。

仅从78年8月到79年1月,该师下辖的148团6营有将近100名士兵开小差,差不多占全营兵力的八分之一。而抗美战争最艰难的60年代后期,316师也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逃兵现象,由此可见,316A师官兵严重缺乏与解放军作战的信心。

另外,提前要求转业的干部和逃兵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理解或不支持黎笋当局的反华政策,他们曾与中国顾问或中国援越部队并肩作过战,对中国怀有一定的感情。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316A师在战争中的表现,丝毫没有展现出王牌部队的风采。

79年2月17日战争爆发时,316A师的驻地在中越边境西段、越南莱州省的平卢、封土地区,下辖第98、148、174三个步兵团和第187炮兵团,任务是当老街和柑塘遭到攻击时,及时增援两地守军,师长是阮海鹏大校。)2月17,广西方面和云南方面共出动170批567架次歼击机,白天不间断地带弹巡逻。整个自卫反击战期间,共出动3131批,8500多架次,平均每天112批,304架次。即便是在夜间,复杂气象条件下,也组织技术水平高的飞行员巡逻,还有意组织高速歼击机做高空大速度飞行,以显示我军威。

我空军“挽弓待发,先声夺人”的做法,迫使越南空军飞机头3天一架也未敢起飞。第4天后,才断断续续地起飞了一些飞机,大都在远离战区的空域活动,越军指挥机构还不断警告其空中飞行员:不能飞到那边去!不能飞得太远!掌握不好很危险……天气稍差一点,越空军就借口不飞了,还强调要疏散隐蔽。越空军见我空军不出境,就严格要求其飞机也不可出境,不要靠近我机。

自卫还击战期间,我空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广州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同志都说,这是我们头一次在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地面部队也将此作为战斗动员和鼓舞斗志的内容之一。

对空军这一级来说,在空军指挥所对参加大规模合同战役的空军部队实施指挥控制这也是第一次。

空军指挥所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建立以来,一直主要是掌握日常战备和防空作战情况,空情的显示和指挥活动主要在主室进行。这次,增辟了两个方向室,分别掌握和处理南北两个方向的情况。

而我军打到铺娄、沙巴一线接到上级紧急命令就不再推进了。(最开始中央军委责成总参作战部研究作战构想时,还筹划了除东西两线之外的“第三路线”。这一条攻击线原计划由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查玉昇少将指挥,配属50军、54军,由普洱、西双版纳一线进入老挝,过境直接穿插至越北腹地,将整个越南“拦腰斩断”。如此一来,越北的敌军就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典型的瓮中捉鳖打法。

这是一招致命的奇兵,“腰捅一刀”一旦成功,整个越北战役将提前结束。两路夹击之下,战果也会更大。〈越军做战略预备队的十五、六个个师都要赔进去〉但是在对越反击战临近打响之前,这条“第三路线”却被北京方面坚定地否决了——不能把战争打得太大!

在中央军委最初定下对越反击战的总战略时,曾强调“有限时间,有限纵深,速战速决,歼敌速回”。通俗地讲,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创越军,打击其军事力量,这也是最后整个对越反击战只进行了28天的最根本原因。

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越南,而是其背后站着的苏联,他们不是有准军事性质的〈越苏友好互助条约〉吗?一旦越战拖延时间过长,将南线主力陷在战争的泥淖里,北边的苏联很有可能趁火打劫。所以对越反击战最核心的战略,就是对越南“有限惩戒”,然后尽快全身而退。

但如果“第三路线”实行,越战就不可避免地扩大化,这是“一剑封喉”的杀招。将整个越北尽数拿下,让他们亡党亡国,战果虽然空前,却会在更大程度上刺激苏联,逼迫其采取措施。所以遵循“不能把战争打得太大”的总原则,这一路线并不合时宜。所以虽然两地都有大军〈就是50和54两个军,前者150师参加了广西方面的作战,149师在云南方向,担任13军侧翼掩护任务,打得316a是屁滚尿流。实际上54军就是战略总预备队——在西双版纳待命了好长时间,最后才加强到广西方向〉进驻,却只是临阵磨枪,做了个预防万一的准备)。

  我在谷柳大桥边遇到了我的知青伙伴,亲密战友维克多。他们的英雄连队在谷柳大桥完成桥墩装填炸药最后摧毁大桥的战略行动,老兄一脸凝重:简单明了的告诉我,他和他的连队的工作任务——由于担心回不到昆明和父母重聚,他要我有可能回昆明去,向他父母说明他在这边儿的情况,说到动情处,还充满了哭腔。我再三宽慰他,没有事儿应该可以一起回去的、班师凯旋!——其实他在战争中受到的刺激比我强烈比我大,李培孟营长被地雷炸死身亡后,因为是直接首长有相当的感情,他亲自背营长下战场还期望紧急抢救,鲜血浸透了他的征衣,这样的生离死别,他怎么不可能想到战争的一切可怕后果?维克多小学是少先队的大队旗手,初中高中的优等生,下农村是知青集体户的户长;在部队也是作为干部苗子培养,代理过营部书记,他也只是在我面前才流露出内心的恐惧和软弱,说实话,我也被他的情绪感染到,深深感觉到战争的残酷和无情,以及我们知识青年对战争的无奈。

我也亲眼在蚂蝗堡车站看到前线运下来的59式坦克残骸——整个炮塔被激烈的爆炸掀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主车体内斑斑的血迹,还有烧焦的断肢在里面,山地丛林作战根本不适合坦克车队的开进,进攻孟康县城,我军就有7辆坦克遭敌摧毁,而且手持反坦克榴弹的竟是一群越南民兵妇女,步兵兄弟抓到他们以后,坦克兵战友们对她们恨的是咬牙切齿,巴不得用坦克车把她们拴牢拖死,但是步兵兄弟坚决把她们押往战俘营。——除了这一伙越南妇女外,我还看到另外两起俘虏:一个是骨节粗大的越南红头瑶的部族首领的老婆,她可能原来有京族的血统,所以拼死抵抗我军,后来被村民绑送交给我军,因为村民们受大京族的压迫生不如死,早就怀恨在心,我军打进来开仓放粮,他们欢喜的不得了,又带路,又报信,又指认越南奸细,这也是对民族压迫的一种强烈反抗!

可能这个女匪比较重要,有一个当官的带着小语种翻译和警卫过来山腰车站就地审问她,这一切都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他那个看起来像干部子弟的轻浮警卫员,拿着一把铁把冲锋枪四处比划,枪口甚至对着自己人,那个女匪眼睛炯炯有神,不时盯着那把铁把冲锋枪,如果她冲过来夺枪,抠动扳机的还不一定是那个草包警卫员!

那位首长好像也意识到什么,大声呼喊看不下去的那个警卫员:“……枪口朝下!”——我在战场看到的干部子弟起码有一半都很差劲,只有王炳祥这样拼命获取军功的人是少数例外……

还有一个体壮如牛的沙族越军士兵,他腹部中弹,全身汗臭血臭烘烘送到我们的急救卫生所抢救——大概有血债吧,医务人员懒得管他,熬了一天一夜后呻吟声音十分刺耳,我们的伤员抢救完毕,才轮他上手术台,手术后能下地了,即刻就转送到俘虏营,他的眼神中毫无感恩之心,与我们对视十分凶蛮。我想这样的家伙应该戴脚镣手铐吧——当然喽,俘虏营的感召政策厉害得很,还没有听说谁戴脚镣手铐的!

但是的确有人喜欢战争,我们修理所和团训练队挨得很近,训练队教官游在富,平时不苟言笑,不苟言笑只是他的外在表现,有的人觉得他高深难测,我跟他聊开了,原来他内心是壮怀激烈,特别渴望用战争来证明他的才艺,甚至在和我聊的高兴处,手指关节在咔咔作响,我都感觉他要飞出去了……

很多人都还记得开战前摇摇欲坠的中越友谊铁路大桥上有一节车厢,中方广播宣传说这是一节装满烈性炸药的列车车厢,越方随时准备引爆挑衅中国,至少炸塌河口县城的一半房屋,我们的团队来到界河边,看到那架在半空的可怕的车厢也是有些将信将疑。在这种危机可怕的关键时刻,作为老工兵出身的游在副教官挺身而出,坚决请战,要去排掉这个大车厢里边的所有爆炸物,据我所知,请战担当这次任务的还真没有第2个人!我们的小知青程桦听到枪响就瑟瑟发抖,我们的老所长刘同仁,在152炮火炮发出雷鸣般的响声时,颤抖之余竟然下意识紧紧的抓住了我的手!

那天晚上游教官内心是怎么挣扎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第2天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满脸笑意,平日里苍白的脸上淡起了红润,嘴角微微翘起——不无得意的告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爆炸物,只是在车轮底下埋有几颗反坦克地雷,他和战友们“憋着一屁一泡尿就把它排除了”,他十分轻松的对我这样说,他真的轻松吗?那可是身家性命啊!

战后他荣立二等功,后来被谢振华政委钦点,担任楚雄军火库的正团职上校主任,完成了贵州放牛娃一生的梦想!比起现在有些腐败分子,他的付出可真是实实在在啊。(下面这一段是老战友刘辉提供的战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工兵第七团战史:中越铁路大桥位于河口县城南侧,横跨南溪河,与越南老街相连,修建于1903年,1910年通车。为混泥土、钢架结构铁路公路两用桥。长140米,大桥中间为中越国界,大桥中间为窄轨铁道,汽车可跨铁轨行驶。由于历史的原因,先后于1940年9月10日、1947年7月12日、1979年2月17日三次被毁,三次修复通车。1978年8月30日越方将一棚车推上大桥中部,并在棚车前后架设了铁丝网和栏杆,单方面封锁大桥,中断铁路。战前推测,棚车内可能装载着炸药或其他爆炸物。

1979 年 2 月 17 日凌晨,中国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奉命向越南被迫自卫还击,当日越军将桥梁越南部分炸毁, 2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工兵第七团奉命派出作训参谋游再富率 7 连 7 班战士,在连长吴金奎、 保卫干事赵庆举的共同指挥下,冒着敌人的炮火,冲上棚车,发现是一辆空车,在进一步排查中发现车轮下有7 枚越军设置的防坦克地雷,当即将其排除,为铁道兵抢修大桥扫清了障碍。(衷心感谢老兵博物馆,特别是刘辉老战友——老兵影视博物馆)

  越南方面的说法

从越军角度反映了我军采用的“牛刀杀鸡”战术,即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正面突击和迂回包围、穿插分割相结合的打法,以强大的炮兵火力为后盾,充分发挥大兵团运动战的优势,对敌实施各个击破,成功地粉碎了越军在边境浅近纵深地区的防御体系,攻占了所有预定夺取的战区重要目标。老街市,是原黄连山省省会,越西北地区的重要门户;高平市,是高平省省会,是越北地区的战略要地;柑塘市,是越西北地区重镇,那里的磷矿是越南出口创汇的主要来源之一;谅山市,是谅山省省会,越南首都河内的门户。1979年3月5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撤军越南。从战后的通报看,中国完成了牵制越南和打击它的战略目地,摧毁了北越的很多战略经济军事要地,特别是拿下谅山威胁河内,对方惊慌失措,下令全国总动员,而中国巧妙转身,让它空忙一场。按中央的分析,50年内将无战事——历史事实果然如此!

说到民心的情况对于当时的越南老百姓而言,由于越南的经济非常落后,所以很多老百姓的生活都非常贫苦。对于这些百姓而言,物资方面的援助能够给予他们最大的帮助,所以我军的参战官兵为这些越南群众发放了大量的粮食和生活物资。

仅云南省军区为例,他们向越南百姓发放了50多万斤缴获的粮食,同时还耗资16900元从国内采购了大量的生活物资,分发给贫苦的越南群众,这些越南群众都并不愿与我国为敌,他们不愿意接受黎笋集团的统治,拒绝拿起武器与曾经帮助过越南的中国为敌,所以这些都是我军积极争取的对象,而对于那些拿起武器攻击我军的越南人,我军则坚决予以消灭之。

我军在越南开展的群众工作最终为我军带来了什么好处呢?以13军为例,这个军在越南作战期间一共有49名越南老百姓为他们带路,有64人次越南百姓向他们报告越军情况,13军通过这些百姓的帮助,找到了越南军队的4座弹药库,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而124师的一个连在攻击高平时,一名曾经被战士们帮助过的老人带领解放军战士抓获了三名越南的武装人员。还有一些越南百姓,从自己微薄的口粮中挤出一部分,提供给我军掉队和受伤的战士,并且积极帮助他们返回部队,还有的越南百姓为我军提供越军雷场的位置,挽救了大量我军官兵的生命。

这种作战方式实际上体现了我军的仁慈和宽厚,虽然是越南挑衅在先,但是我军却并不愿意使战火殃及越南无辜百姓,也正是凭借着这样的群众工作,才能够使得我军在越南作战获得胜利。

1995年3月,越南国防部军事历史院编纂的《越南人民军50年》一书,由越南人民军队出版社出版。该书是越南军事历史院为了纪念越军成立50周年而编纂的一部最为权威的越军大事记,全面、详细地记述了越军50年(1944年12月至1994年12月)的成长、战斗、建设和发展的全过程。

越军权威资料披露,越军在1979年中越战争中的战绩

其内容包括越军在各个时期的实力编成、组织序列、军事活动和越党中央、中央军委有关军事(军队)工作的决议、指示以及军事战略调整等重大事件。

全书分为三个部分:一、越南人民军50年大事记。二、主要机关和单位简史。三、建设和成长过程中的主要数据。这是越南当时最详实、最权威的一部军事工作大事记,对于研究越军的历史、现状以及军队建设方向、作战指导思想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因此我军组织力量将其翻译成中文,于1996年4月出版。

在这本书的第272页,记载了有关1979年中越两国边境战争的内容,其中包括了越军方面统计的战绩。全文如下:

越军权威资料披露,越军在1979年中越战争中的战绩

“2月17日,中国出动60多万军队,数百辆坦克装甲车,数千门大炮,在广宁至莱州的整个北部边界全线对越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经过30个昼夜(2.17-3.18)的英勇战斗,我军民消灭和重创了3个团、18个营,击毁和击伤550辆军车(坦克装甲车280辆),击毁115门大炮和重型迫击炮,缴获大量武器.”

按照自情自报的原则,自己的情况自己最清楚,我们把越军宣称的上述战绩和我军战后统计的损失数据进行对比之后,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越方的记录并没有对战绩进行严重灌水夸大其词,有的数据甚而至于比我军的统计数据还要少。下面就逐一进行解析:

越军权威资料披露,越军在1979年中越战争中的战绩

越军称“消灭和重创了3个团、18个营”。按三三制的编制原则,将18个营折合成6个团计算,越军认为共消灭和重创了我军9个团。当时我军参战的步兵团均为战时甲种编制,每个团下辖3个营,每个营5个连(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1个炮兵连),另有5个团直属连,合计20个连,总兵力在2700人左右。即便我们往最高限度估计,按照9个团全部损失进行计算,总和为24300人。(当然,我军没有任何一个步兵团被全歼,实际上伤亡最大的步兵团,战斗减员率为28%)而根据我军战后统计,东西两线参战兵力为55万人〈包括了后勤支援各种部队〉,实际战斗减员率为5.7%。那么二者之间还存在7000人的差额。——按昆明军区的统计资料:东西两线,我军共阵亡2万余人,上述减员率实际包括了非战斗因素的病亡意外我军炮火误伤等等情况。所以越军的统计还是比较接近于真实的情况。

越军权威资料披露,越军在1979年中越战争中的战绩

越军称“击毁和击伤550辆军车(坦克装甲车280辆)”。这一仗,我军共投入了7个坦克团又1个坦克营,合计参战各型坦克近700辆。据战后统计,我军参战装甲车辆战损239辆,其中有48辆坦克因为损坏过于严重无法修复,最终只能报废。在这一项的统计上,越军高估了自己的战绩,但数据相差并不大。而轮式车辆的损坏则超出越军的统计不少,不计算总部和两个军区直属的12个汽车团,仅就6个野战军的参战车辆损坏数据而言,就已经达到了483辆。

越军权威资料披露,越军在1979年中越战争中的战绩

越军称“击毁115门大炮和重型迫击炮”。当时我军参战的迫击炮中,口径最大的是步兵团直属迫击炮连的1971年式100毫米迫击炮(为6门制),并无120口径以上的重型迫击炮。而师属以上大口径火炮的战损(非越军所称击毁)则为199门。越军曾经在其博物馆中展出过1门107毫米火箭炮,铭牌显示是316A师在黄连山省的战斗中缴获的,这纯属捏造,我军在该方向作战的13军师属火炮无一丢失,就算是316a师与我军149师交手,越军损失超过上1000多人自己都承认打不赢149师:何来的缴获?

——越军按苏军的所谓概念法统计,实际违背了战埸的真实情况,所以有的统计也有水分在里边。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在历史研究领域,应高度重视对当事各方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鉴别,万万不可只从单一的角度出发,偏听偏信。唯有广览史料,对照分析,认真查证,我们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大军班师以后,我们团一分为二,维克多他们所在的英雄8连炸电厂炸谷柳大桥有功又因为英雄的营长而集体荣立二等功光荣 回玉溪归建,而我们修理所因为繁重的工程机械修缮任务,还要移师麻栗坡地区配合修筑国防防御工事的很多工程兵部队,完成战勤保障任务,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边界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战后我部由河口蚂蝗堡调往麻栗坡天保、船头地区,执行修建国防永备工事的艰巨任务 ——当时的麻栗坡地区农产、矿产都很贫乏,国家战略是处于守势,而对面的越南河江地区相对比较富裕,越军在老街、柑塘地区打了大败仗就企图在这个地区挽回面子,不仅占领了船头对面的所有制高点 甚至超越边界山峰的骑线咄咄逼人,其工事和机枪阵地已经严重威胁到我船头的国营农场和居民生活。我住学离队前最后一次曾经前往船头地区,发现桥头国营农场的很长一段盘山公路完全在越軍的机枪射程之内!

当时的昆明军区在文山州的马关、麻栗坡和红河州的金平县地区组织工程建设区,以我团牵头,调集4个工兵团,我团肖玉发团长担任指挥长、孙政委任工区政委,享受师级待遇(因为我团在自卫还击战的战绩突出,排雷作业仅牺牲一名干部,一名战士而取得了摧毁越北地区几个重大战略目标的重大战果)调动上万人的工程建设部队,修公路、筑堡垒、抢修、整备国防工事,防止越南的蚕食和渗透——说起来有些滑稽,上世纪五十年代这些初级工事是防止法国人入侵:六十年代加强这些工事是为了防止美国人入侵,而现在修这些工事是防止白眼狼入侵!

在山路崎岖、山形错愕、环境恶劣、条件艰苦的施工地段:我不禁吟诵起杜甫的〈潼关吏〉诗;

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

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馀。

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

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

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

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

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

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

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

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

  我们上万的士卒又何尝不像当年的潼关军士,只不过修城筑路的过程中还要受越军的冷枪冷炮袭击。

我部一位战士在修建军用急造公路时被越军弹片击中股动脉鲜血喷涌、命悬一线,幸好营部军医我的战友沙大夫,立刻撕开急救包用绷带紧急止压伤部,然后送医急救,抢回一命。沙大夫也为此荣立三等功。

  1984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军集结军师规模对盘踞老山和者阴山的越军发动攻击,收回了高地:当时部队还针对越军的反扑情况,计划了对庙皇帝山的第2波攻击。我团配属第十四军,进行了军用急造公路的延伸修建,以及前进指挥所、炮兵阵地等等设施的修筑。由于指挥得当防范有力,我团没有出现重大的伤亡人员情况

我曾到位于船头的国营农场去看望我们的战友们,1979年的麻栗坡前线完全是处于守势,我亲眼看到山头上咄咄逼人的越军阵地上架设的黑洞洞枪口直接对着我们的农场、公路,还有桥梁,民居;如果不是忍无可忍,我军是不会集结军师规模的军事力量断然进行反击的!

战后阳光照进部队:上级通知青年知识军人可以参考报考各级各类学校,赵家林维克多和我分别在玉溪和麻栗坡参加地方1979年成人高考,维克多以云南省文科第3名的资格,考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我在麻栗坡前线的帐篷里,通过努力也考取了云南师大历史系——此照就是我参加高考的准考证。

  许司令的说法

还击战结束后,许世友剖析这场战役时曾总结说:“自卫还击战,我指挥6个军,打了越南的两个省(高平和谅山),越军的伤亡恐怕在10万以上。”

让许世友最为印象深刻的是越南的地形和气候。“地形很复杂,爬到山上才能看到,山脚下都是水和雾,丛林多、坑道多、河沟多……气候太热,天天下雨,部队打得很艰苦。这样的仗还是第一次。”指挥员们必须准确判断,及时反应,制定出新的战略战术来适应这种新环境。

许世友的话一点不假,即使他这样身经百战的老将,恐怕也从来没有在如此复杂的气候地形下打过仗,因为越南的环境和中国确实相差太多。绝大多数士兵都不熟悉这样的环境,而越军却是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的民兵很多,战斗力也不可小觑,而且有男有女。

许世友说:“越军几乎所有的干部都有作战经验,这一点他们比我们强”。这话也同样不假。越南在61年开始和美国打越南战争,直到73年美国才撤出,75年北越灭了南越,完成了他们的历史大业,而此时距离还击战才过去4年时间。他们的兵有很多都是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又是“主场作战”,自然占了很多优势。

许世友的评价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从没有过这样在南方亚热带山林地打仗的经历,许世友说这是“抹布洗脸,头一回”,但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整个战役用了一个月便宣告胜利,我军在极短的时间里攻下了越北的20多个重要城市,完成了此前制定的战略规划和目的,随后宣布撤出。

当然,也有一些人有议论,他们把许世友的战绩和西线杨得志的战绩比较,说许稍逊一筹云云。高平是自卫反击战中最主要的一战,自然这一战也最难胜利,许世友为了牵制住敌军346师,他预想用7个步兵师及配属部队的10万人马,而越军346师只有2万人左右,人数多于越军5倍在五天之内消灭了346师,可是现实之中比较残酷,战场战斗情况相对复杂,许世友又多动用了4个师的兵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真正的消灭了346师,歼敌19000余人。

高平之战实施的战略计划是,大纵深、大迂回、穿插包围、南北对进打歼灭战的方针。最终这场战斗虽然胜利了,但却是赢得很不理想,我军的伤亡太大,主要是我军在异地作战对当地的地形民情不熟悉,通讯设施各方面的军事设备都很落后,才导致在战争当中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纰漏。

关于这些问题,1985年3月8日在上海延安饭店时,许世友曾和聂凤智聊过,他说:“这一仗打得怎样,中央早就肯定过成绩,王震代表中央来慰问的时候,在大会上给出了充分的肯定。有人说三道四,这正常……和平年代里,作战和军训不是一回事,战争出人才,这一仗能让我们一二十年不缺战斗骨干……”

确实,从这次还击战中一共走出了2百多位将军,其中20个上将,5个中将,200个少将,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张万年上将,廖锡龙上将,张又侠上将、粟戎生中将等等。

各方的说法

经过邓小平同志访美,中央认为:“苏联在中苏边境的兵力严重不足,进攻中国需要从欧洲调兵,而这得一个月才能完成。”而这,也是中越战争只持续28天的原因,虽然美国的大鸟卫星一直给中国提供一手情报证明,苏军驻欧洲部队并没有大规模向远东运兵,哪怕持续一两个月都没有。显然越南这颗棋子对于苏联的整体战略来说并不十分的重要,如果说重要,那也是越南当局自嗨的。

与此相对的,若即刻停止战争,则会暴露出苏联的“外强中干”,让他们的盟友对其失去信心。对此,基辛格曾指出:

“在越南,中国使河内看到了苏联协防承诺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中国暴露了苏联整体战略涵盖能力的局限性。”

而这,也有利于中国突破苏联苦心经营的“中国包围圈”,形成突破口。

与此同时,我军的及时收手,也成功地实践了一次有限战争。印度学者巴克什认为,中国开创了一种新的战争模式,即“惩罚模式”,对冲突规模进行了限制,在核背景下进行有限的常规冲突,而且收放自如。

而英国军事学家谢尔福德·彼得威尔则将我国的这种作战形式称为“教训模式”。从一开始,我国便将目标和战争的进行限制在两国的边境冲突以内,是一场中等力度的惩罚性战争。

在这次战斗中,我国使用的都是常规武器,而没有使用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甚至连空军都没有直接使用。而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摧毁的,大多是越南军队的有生力量以及专门针对中国而修建的防御工事。而所缴获的大量战利品,本来就是我国在中越蜜月期间,无偿援助给他们的。与其说是“缴获”,不如说是“回收”。至于说到越南北方脆弱的工业体系,老街、高平、谅山的交通基础体系、政府设施、柑糖磷矿全数炸毁——让他们去哭吧……

在两山开打的198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7171亿元人民币,当时相当于3183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10美元,军费开支为181亿元人民币,占GDP的 2.52%,占财政收入的11% ;越南的国内生产总值约90多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60美元左右,而军费开支却达10多亿美元,超过了GDP的 10%,占到了财政收入的64%。

第一,到了两山作战结束的199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8547.9亿元人民币,当时相当于3878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40多美元,军费开支为290亿元人民币,占GDP的1.56%,占财政收入的9.87% ;越南的国内生产总值约130多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00美元左右,军费开支仍在10亿美元以上。

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在战争期间,中国的国家实力是在不断增强,GDP已经翻了一番,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76%,属于高速发展。而军费开支虽然在绝对总量上增长了60%,但占GDP比例却呈逐年下降之势,占财政收入也平均下降了1个多百分点。也就是说,这场战争并没有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反却打得游刃有余,借机消耗了很多库存军火。

再观越南,长年在多个战场作战,国家经济实际是战时运行,军费开支长期居高不下,耗费了大量财力物力,致使财政不堪重负,国家无法正常增加对工农业生产的投资,经济畸形发展,面临了很大困难,人民生活困苦,国家内外交困,经济社会陷入了空前危机。两相对照,即可明白双方在经济上的得失如何。

第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战争期间实施了百万大裁军,国防建设开始让位于经济建设,此后军队进入了长达十多年的忍耐期,军费增长速度年均递减,军费开支长期在低水平维持,军备建设趋于迟缓,一直到1997年军费开支才转为补偿性增长。

当然,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为了经济建设而过度缩减军费也产生了很多负面问题,不过在这里想说明的是,两山作战造成的经济压力和挤占的社会资源,对于中国来说是影响甚微,而对于越南则是雪上加霜。

两山战场基本局限在老山、者阴山边境两纵纵深十多公里的范围内,没有大中城镇和商业中心,主要分布的都是贫瘠的乡村。中国攻入越南境内纵深不到2公里,其间只有几个无人的村庄。但是中国占据老山等高峰以后,对越南的河江省会及一些平原地区,构成了居高临下的巨大威胁,随时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越南则只能向中国边境一侧漫无目的地打炮,也打不到什么有价值的经济目标。因而,这场战争对双方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是比较轻微的,主要是影响了边民的土地耕种和经济作物经营。

第三,相对而言,在10年边境作战期间,中国的广西、云南两个省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战争,受到战争的影响较大,其经济发展速度长期落后于兄弟省区,再以云南的文山州为例,这个地方直接被划为战区,发展速度更是明显低于云南其他地州。直到2000年以后,国家和云南省才倾斜政策,以旅游和三七两大产业,重新振兴文山州的经济——现在文山州的经济发展都以每年两位数的 GDP增长速度追赶其他地州。

再看越南,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家经济的重心主要位于南方,因为其受过资本主义统治20年,商业基础较好,经济相对发达。而北方多年作为大后方,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主要分布着国营厂矿和较多的物资储备中心,经济比较落后。

经过1979年的战争后,北方的高平省、谅山省、黄连山省、莱州省边境一线地区都遭到了严重破坏,短期内难以恢复元气。紧接着因为越南的挑衅政策,边境上又频频发生了冲突,直至发展成绵延5年多的边境轮战。

而中国在两山地区集中牵制越南作战的同时,在中越边境全线都对越南保持着适度压力,多次在不同地区实施了炮击和侦察作战。这样一来,越南根本无法集中精力在北方进行恢复性的经济建设,只能被中国牵着走,长期维持战时经济运行,靠苏联的输血生活。当苏联的援助一断,一切也就烟消云散,越南只好重新选择站队。像越北黄连山省省会老街市,在1979年的战争中被打成了一片废墟。

因为其与中国只有一水之隔,战后就废弃了很多年,直到1993年中越战火停息后才重新开始了建设。现在已成为了老街省省会,城市建设得还颇为不错,河内的很多政商巨头、甚至军方的经商机构都跑到这里来投资建设,借助中国的商贸机遇来充实自己的腰包;当然腐败的问题也相依相生,因为不是本文的重点这里就不再表述。现在建设的很像那么一回事儿,也就是很像中国内地城市,正是以华为师的一个小翻版。有人评论说越北地区经济被中国拖住了10年不得发展,可见并不是虚言。

越南革新开放后,其经济发展速度很快。进入21世纪后,越南经济以平均每年接近7%的速度增长,位居东盟各国之首,外国媒体曾评论其经济增长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然而以2012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例,越南的GDP总量相当于8796亿元人民币,低于广西和云南,仅比成都一个市的GDP高一些,其人均GDP只相当于中国的四分之一。中央在这两个5年计划中,将向云南的基础建设投资5万个亿,这又要把越南甩到后面更远……

由此可见,越南和中国的经济差距要接近20年,早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上的了。战后,很多越南人谈到抗美战争时都非常自豪,而谈到中越战争时就不愿多言了。为何?知道这场战争打得没有意义,纯属浪费。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呢

第四,从人员损失上看:

因为越南方面的数据缺乏,按照中国方面披露的统计数据,在战争期间共击毙、击伤、俘虏越南军人接近4万人,中国方面军人和民兵、民工等人员的总伤亡在1万人左右。其中,越方死亡在1.5万人以上,中方死亡2000余人。

另外,因为战场范围不大,人口也不多,还经过了战前疏散,因而直接造成的双方平民伤亡比较轻微。相比于越南战争中北越军人和越共死亡在100万人以上,负伤在60万人左右,平民也有大量伤亡,国家被炸成了一片废墟,两山之战对越南造成的人员伤亡实在算不上是太大。

比较麻烦的是,因为双方进行防御时在边境附近埋设和抛射了上百万枚地雷,还有不少遗弃的炮弹和爆炸物,造成了中越边境上的560多片大小雷区,总面积达400多平方公里。

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后,这些雷区给两国边民的和平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成为了两国发展边贸的严重障碍。因为越南方面的资金和技术不足,中国政府就宣布主动排除中越边境地区的所有地雷。

从1992年开始,中国分两次进行了历时8年的世纪末大扫雷,共在中越边境全线排除各种地雷、爆炸物135万余枚,回收爆炸物2400箱,销毁废旧弹药及各种爆炸物品187.5吨。

即使经过了如此规模的扫雷行动,在中越边境上随着雨水冲刷和泥石流下滑,仍能带出不少地雷和爆炸物,还是会时有造成边民的伤亡。战争的残酷性,在和平了许久的边境上偶有体现便会令人永生难忘。

第五,从领土得失上看:

1978年时中越边境上存在领土归属争议问题的地方共有78处,总面积72平方公里。而到了1999年,中越两国签署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时,争议土地面积变成了227平方公里,其中114平方公里归中国,113平方公里归越南。

为什么会比1978年时的争议领土多了155平方公里呢?可以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军队经过了十年流血牺牲,实际控制了中越边境上的主要骑线制高点,并占据了部分越南领土。

当两国举行边界谈判时,中方就提出,要考虑中国对某些地区长期军事占领所造成的既成事实。

因此,在最后进行边界划分时,对中国撤出部分原越南领土予以了适当补偿,使得中国边界在不同地段向前推进了几十米至几百米,一些清末中法战争后勘立的旧界碑从此被划入了中国境内。

而在标志性的老山、者阴山、法卡山等骑线点的边界划分上,原来的边界线是从主峰顶部中间通过的,因为中国军队曾经占领了这几座山头,并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所以在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签署后,边界线全部划在了几座主峰顶部的南沿,下边就是山坡,中国实际控制了主峰,让越方无险可守,这是越南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如梗在喉的地方。

特别是在老山主峰地区,比战前多划了7700平方米给中国,越南的河江省省会尽在我们的中远炮火射程范围内;当然中国的大国风范绝不会先开第1枪;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今后还是这样!

至2009年初,中越陆地边界勘界立碑全部结束,2000多公里长的边界再无争议。中越陆地边界恢复了和平,使两国都获得了很大的利益,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尽管越南的民族主义分子总在强调他们吃了亏、边界谈判中越南外交部上出卖了越南的利益,外交部长范朋明是“亲华派、卖国贼”,(范当时是越南外交部常务副部长、越方谈判的首席代表)但越南统治集团并不为之所动,甚至还出动军警镇压了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挑起的一些抗议示威活动——因为他们也懂得权衡利弊,晓得谁轻谁重!阮基石一伙的祸国殃民行为在他们看来是有深刻教训的。

写到这里,中国和越南在两山作战中谁得谁失应该已不再是问题了。归根到底,不论是1979年的中越之战,还是1984年开始的两山作战,不过都是冷战大幕下的前哨战,是冷战下的热战。

这两个国家和分属冷战两大阵营的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奉行的是毛泽东制定的“联美整苏”、“国际反霸”战略,具有不可小视的实力和独立自主的地位,与西方是暂时性的联合,并不会成为西方的打手;

越南虽然倒向了苏联,但与那些东欧卫星国不同,只是在战略上配合苏联,却不受苏联所控制和支配,双方是因互有所求而结盟。中越都有自己的战略企图和利益诉求,借着两大阵营的互相利用而各自弄潮,进行了激烈碰撞,一较高下。

最终,也因冷战局势的演变而分出了胜负。中国达到了自己的主要目的,而越南在饱受折磨后,也浴火重生。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过:“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中越之战,非常鲜明地诠释了这句论断。



关于南海对峙问题

最后说几句的是,中越间的陆地战争打完了,矛盾继续转向了海洋。众所周知,南海具有丰盛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海洋渔业资源,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明确日本在南海的一切权益必须无偿的归还给中国,所以才有上个世纪40年代中国海军巡航南海诸岛并在太平岛、中建岛等岛屿设置主权标志。1988年初,中国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在南沙群岛的永暑礁建立海洋观测站。为保护建立海洋观测站及建站人员的安全,南海舰队奉命派出舰艇编队,先后进驻南沙群岛海域实施警戒和保卫。

在建站过程中,遭到了越南海军舰只和人员的一再阻挠,双方形成对峙,气氛非常紧张。3月14日,双方在赤瓜礁海域突然爆发海战,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一举击沉了越军820吨级武装运输船2艘,重创4100吨级大型登陆舰1艘,(这一艘登陆舰是抗美救国时期,中国无偿援助越南的,现在他反而武装起来打老祖宗,还有昏果岛和白龙屿也是中国割舍领土援助越南作为海上的战略支点,现在他作为北部湾的反华前哨基地,令人哭笑不得)歼敌近200人,俘敌9人,自己只负伤2人,大获全胜。据越方后来公布,越方人员在这次海战中死亡了64人。

这次海战打得很险,当时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并没有空军掩护,而越方则很快出动了苏-22飞机到海战区域。中方531号护卫舰用火控雷达锁定了越军飞机,并将对空导弹上架,苏-22发现被中方军舰火控雷达锁定后,即在距离10公里以外绕了两圈后仓皇返回。

实际上当时531舰由于经费和人力缺乏,并没有装备红旗-61对空导弹的实弹,上架的都是教练弹,打出去也不会爆炸,能吓退越军飞机实属侥幸——当然越方高层也确实不想惹太大的麻烦(比如此后越南购买了苏27以后,曾想把苏27的巡航范围扩大到南海,并且形成惯例固定下来,但是中方警告他不能这么做,否则以海南岛为基地的中国巡航飞机将对他采取断然措施,这样一来越方就再也不敢起飞飞机到南海诸岛挑衅了,越南从俄罗斯进口了6艘基洛级的先进静音潜艇,至今为止还不敢出来挑衅中国的底线——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越南也是有刻骨铭心教训的)。为了防止越军报复,战后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即奉命返航……中越海上的争斗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越南转向求和

1986年7月,亲苏的黎笋病亡,务实派阮文灵接班。其时,苏联已经摇摇欲坠,越南已经陷入困境,越南即面临了一连串的内外交困。当年12月,越共召开了六大,在会上承认了越南国家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在实质上否定了过去的黎笋路线,并确立了新的“革新”路线,准备实行经济改革。

然而,国内一些旧的保守势力还很强大,新的政策在推行时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同时战争环境的存在也使经济改革举步维艰。当中苏加速改善关系、苏联不再支持越南之后,越南继续武装占领柬埔寨已不可能,与中国对抗下去更无意义,国内的保守势力也失去了市场。

以阮文灵为首的越南新领导人抓住机会,因势而变,宣布从1988年开始从柬埔寨部分撤军,至当年年底撤出了5万驻军部队。1989年9月,越南又宣布从柬埔寨全面撤军,同时在中越边境基本停止了军事行动。至此,中越关系恢复正常化的主要障碍也得以消除。

相应地,中国也于当年10月正式结束了中越边境轮战。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1991年10月,包括越南、柬埔寨国内各派与中国、苏联、美国、法国、日本、泰国、老挝等19个国家,在法国首都巴黎市克雷贝尔国际会议中心达成了《柬埔寨——巴黎和平协定》,规定自即日起,越南军队全部撤出柬埔寨,柬埔寨国内各派势力举行和平谈判并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民主选举,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东盟成员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34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柬埔寨,越南侵柬战争至此宣告彻底结束。

了解了上述中苏、中越关系的演变,那么就不难得出结论。越南武装占领柬埔寨、与中国对抗、武力入侵泰国,归根到底就是一场赌博,赌其在苏联支持下终于能够建立起地区霸权。

然而,越南实在是一个小国,没有实力成为国际政治的仲裁者,在大国博弈之间只能成为可弃可取的一枚棋子,注定无法实现其印支联邦的迷梦。

两山作战,不过是进一步削弱了它的国家实力,疲惫了军队和国民的意志,却没有得到任何产出。最后还是被苏联抛弃,不得不从柬埔寨撤出来,不得不改弦更张,折腾了十多年鸡飞蛋打。

而中国则在进行两山作战锻炼军队的同时,改善了与苏联的关系,加强了与西方的合作,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国家实力进一步增强,实现了其作战的全部目的,毫无疑问地在政治上成为了赢家。中国综合国力显著上升。阮文灵基于越南的利益考虑,迅速改变战略,力图摆脱困境。他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他深知,如果没有中国的首肯,柬埔寨战争和中越边界战争就永远无法停止。长此下去,越南有被拖垮的危险。(实际上老奸巨猾的长征是有先见之明的,他早年学中国,就受到党政军的排挤。此人善于韬光养晦:黎笋疯狂反华排华时,他自知实力不够,所以选择了个不做声。黎笋病重和病亡后,他凭借着和胡志明当年的老战友关系,被各方势力推到了前台。

此时的长征已经80高龄,头脑依然清醒,我们不排除他和来到中国的黄文欢私下还有秘密联系。

长征认真梳理了越南高层的各种派系和背景,尽管越南党军内一片争吵,主战派稍占上风,双眼已瞎的亲苏派头目范文同,还有相当的势力——特别是在政府口和外交口反华势力疯狂的很,但是军队高层对华战争和边界挑衅已经十分厌烦——打又打不赢,拖又拖不起,甚至他们的兴趣已经转向要去经商牟利,过一过“好日子”。广大人民更是对所谓万日战争的口号,明显没有什么兴趣,黎笋集团言之凿凿,可是听者渺渺——在河内的几次大型集会上,民意的响应和表达已经十分明显了。长征认为是该收手了,是该结束战争了,他坚决推出长期受黎笋打压,又被范文同排挤的阮文灵,最大的理由就是他在胡志明市主政的时候,经济有很大起色,搞经济有一套,在南方广大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调到中央来担一把手,就会扭转越南经济的颓势——困难和阻力当然是有的,长征拿出他的看家本领四处游说,终于在党中央争取到多数,把阮文灵推到第一书记的位置,自己呢又宣称是因为高龄80,不宜继续理政,坦然宣布下台——客观的说,阮文灵和我们中国的交集并不是很深,相比较阮友寿和阮氏平他们,他的资历是比较浅的。可是两阮年事已高,而且南方派在中央的势力并不够大,范文同一伙说阮文灵是亲华派没有几个人相信。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阮文灵真心要为越南人民做实事,下面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1989年10月,老挝书记凯山访华,在会见邓公时,转达了阮文灵希望访华的愿望。邓公让凯山转告阮文灵: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撤出军队。这使阮文灵意识到:要改善越中关系,必须首先解决柬埔寨问题;而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则必须同中国商量。由于越共长期为黎笋的势力把持,阮文灵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秘密行动,绕开顽固的反华分子、外交部长阮基石一伙的阻碍,向北京表达其急欲访华的真实意图。最终,中方同意越方进行“内部访问”。1990年9月3-4日,中越在时隔10多年后,在成都秘密会晤。(在越方内部强烈的要求下,我驻越大使张德维指示使馆武官赵锐上校立即与曾任侵柬越军总司令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黎德英大将联系——黎德英是阮文灵的亲信。黎德英当时正在参加越共六届九中全会,通过秘密渠道取得联系后,确定了与张德维大使第二天在国防部办公室见面。

第二天上午,张德维乘坐一辆没有悬挂国旗的轿车前往越南国防部。见到黎德英,张德维大使开门见山,把日前那位越南社科院干部向他转告阮文灵总书记谈话的事说了一遍。张德维说,国内命我面见总书记,希望你帮助联系。黎德英当即表示马上就办。

速度奇快!当天下午,越南有关方面便通知大使馆:阮文灵总书记将于22日晚在越南国防部会见张德维大使,双方均不带翻译;同时建议张大使换乘另一辆汽车,不挂国旗。

阮文灵会见张大使时,首先确认他曾托人向张大使传话之事,内容也准确。阮文灵说,他始终认为,越南应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1976年越共四大时,他因为不同意恶化越中关系而被指责为“右倾”;1982年越共五大时,他又由于某些经济政策和不同意当局的反华政策而被黎笋排挤出政治局。当时,他很难理解为什么要对中国采取敌对的态度。如果胡志明健在,绝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阮文灵说,在外交方面,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1991年越共七大召开前,实现越中关系正常化。

关于柬埔寨问题,阮文灵表示,此事牵涉面太广,涉及越共党内、军队、外交、柬埔寨各方、苏联及东南亚各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必须由他本人亲往北京,同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直接商谈,拿出最佳的解决方案。)

经中越双方高层最后商定关系正常化:在成都秘密会晤中,双方集中讨论了解决柬埔寨和恢复中越关系两大问题。实际上,两大问题的核心只有一个,即柬埔寨问题。只要柬埔寨问题得到解决,中越关系也就迎刃而解。解决柬埔寨问题集中在两点:一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二是越南撤军后,柬埔寨最高权力归属的解决方案。虽有讨价还价,但越南最终同意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同意中国提出的柬埔寨权力安排方案,并签署了《会谈纪要》。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们还记得:中国积极支持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流亡政府,西哈努克在中国游历大好河山,排遣对他故乡的思念,大家开玩笑说,西哈努克就是个大玩友,花花公子,其实中国用心良苦就是要利用西哈努克在国际上的威望阻止越南对柬埔寨的并吞。红色高棉的极端行为反证了中国的战略深谋远虑——没有红高棉,柬埔寨王室还有民主政权还是要立足、独立于越南的魔爪之外。

至此,中国十年对越战争(包括自卫反击战和两山轮战)的战略目标全部达到,越南的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彻底破灭。当晚,阮文灵赋诗一首:“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读来令人五味杂陈。

1991年11月,中越宣布关系正常化。正常化的中越,已经不再是“同志加兄弟”,而是正常的国与国关系,“因利而和、因利而争”将是常态。基于上千年的历史恩怨,加之还有海上争端,一纸公报解决不了两国之间的根本问题。在今后的中越关系中,“和”是表面的、短期的,“斗”是内在的、长期的,恩恩怨怨,仍将延续下去。

胜负之间:历史早已有了结论

目的达到:这场中越战争,包括对越自卫反击战和两山轮战两个阶段,持续时间超过10年。这场战争谁胜谁负,历史已经给出答案。前文说过,评价一场战争的胜负,关键是看各方的战争目的是否达到,是全部达到还是部分达到。在自卫反击战阶段,中国的主要战争目的、即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目的没有完全达到,所以才开启第二阶段的两山轮战。

这场战争的核心目的,不是争夺土地,更不是消灭越南士兵,而是为了打破越南的印支联邦计划,惩罚越南只是其次。这一点,无论是邓公访美期间关于越南问题的讲话、还是成都会晤所解决的首要问题,都清楚地表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始终是关键点。明白这一点,这场战争的胜负也就清楚了。

中国在自卫反击战未达战争目的的情况下,迅速开启两山轮战,通过持久消耗,差点拖垮了越南,(越军貌似铁板一块,其实也不尽然;例如上校参谋长阮春山,他效力于步兵341师,建立于越战后期。这支军队在越南的战史上是立过军功的,曾经先后在越战和侵柬行动中,获得过越南的“人民武装力量英雄”称号。是越南当之无愧的英雄部队。

到了1982年,该师被调往了越南河北省——后被拆分为北江、北宁两省地区驻防。此地离我国边境不远,本是作为战略机动部队,随时准备支援法卡山等阵地的。但是因为阮春山看不惯黎笋当局的做派,以及对华友善,所以决定向我方投诚。

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逼得越军紧急对341师进行了整顿;之前还有越南空军,两架次直升飞机还有一伙越军现役军人直飞我国投诚。就是在老山战场也有一个越军作战科长兼付参谋长携带全套作战计划,向我军投诚让我军更加了解越南的作战意图并立刻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最终迫使其从柬埔寨撤军,终结了越南的印支联邦计划。也就是说,中国经过10年的坚持,最终全部达成了当初设定的战争目标,取得了战略上的完胜。

但战略上的胜利,需要每一场战斗或每一次战役的积累,需要一仗一仗地打下去。我军绝大多数参战部队20多年没打过仗,战役战斗组织能力、指挥能力和战术素养都存在不足。但面对战斗经验丰富的越南军队,参战部队敢打敢拼,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强于越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大多数战斗或战役还占上风。

此外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持续10年的中越边界战争,迫使苏联不停地为越南输血,最终也成为间接拖垮苏联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始终把“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作为恢复中苏关系待消除的三大障碍之一,也可见柬埔寨问题是当时中国全球战略的“杠杆支点”。

中国打击越南也得到了边界人民的全力支持和帮助,有一位做“三七”药材生意的老板,他的卡车在马路上被拦下来时,车上拉着满满一车“三七”药材,价值近40000元。那是1984年,“万元户”在内地也不多,40000块钱可不是个小数字。令人感动的是,这位老板问清楚情况后,爬上车厢,毫不犹豫地把全车的药材扔到了马路边,发动汽车,一刻不停就往指定地点开去。

还有一位生猪贩子拉着一车生猪,在赶往屠宰场的路上,汽车被一个地方干部拦下来。这个生猪贩子是个急性子,一听说是为解放军运送炮弹,二话不说,开车就往集合地而去。随车的伙计提醒他:“一车的猪怎么办?”猪贩子说:“算它们命大,全部放生!”伙计爬进车厢,打开车厢门,对着那群不知所措的猪,又是拳打,又是脚踢,一头不剩地赶下了车。

一时间,通往弹药库的路上车满为患,拥挤不堪。排成一条长龙的车队浩浩荡荡。这些汽车大小不一、新旧不同、车型杂乱,五颜六色,如此景象,恐怕全世界都难见到第二个。

近800辆民用车,超过1000个未经军事训练的老百姓,运输的又是那么重要、危险的“货物”, 在看似混乱不堪的一天里,他们竭尽全力,在没有严密的规矩、没有解放军战士跟车押运的情况下,顺利地往各炮阵地运送了数十万发炮弹。至12日晚,各炮阵地即补充恢复到了战前的炮弹储备数量,大炮又开始怒吼了

  打击越南——辛柏林雷达——越泰发展的差距

1984年华北大演习西方看清了我军的现役装备,愿意提供先进或者相对先进的军事装备改装我军前线部队,巴黎统筹协会最先对中国开放先进技术;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我军能抗衡苏军,分散西方的压力,也就是所谓的祸水东引。所以后来老山作战中,我军开始装备英国发明、瑞典制造的辛柏林炮瞄雷达,也可以说是相控阵雷达。令相对疲弱的越军炮兵群,吃了更多更大的亏。〈辛柏林是一种近程的迫击炮侦察雷达。由英国电乐器工业公司研制的第二代迫击炮侦察雷达,主耍用途是迫击炮定位和根据空中、地面炸点进行校射。辛柏林雷达于60年代开始研制,1973年开始装备英国陆军,随后装备联邦德国军队等北约16个国家。该雷达的主要特点是重量轻,包括电源在内全重才390公斤。定位和校射精度高,距离探测精度为±50米,理论最大作用距离为20公里,对82毫米迫击炮的探测距离可达10公里,对120毫米迫击炮的探测距离可达14公里。

我军使用辛柏林雷达,通过探测越军迫击炮的弹道并进行解算,就可以精确判断出敌军迫击炮阵地的位置,从而引导我军火炮进行反击。由于辛柏林雷达性能先进,反应迅速,经常有越军炮弹尚在空中飞行,还未落到我方阵地,中国方面的反炮兵火力就已经出膛的情况,打得越军很是狼狈。

越军为了夺回老山战区的战场主动权,经常出动特工队潜入我境执行破坏、袭扰任务,袭击军事目标、绑架边民,“辛柏林”雷达被袭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1984年7月4日深夜,越军第821特工团406营7连的一个特工排,秘密潜入我境,以逐点观察、逐点推进的方式,用了一昼夜时间,于5日拂晓秘密潜伏到预定集结地—白石岩山洞。5日敌对白石岩地区的我方阵地进行了24小时抵近观察。6日0时30分左右,越军的4个特工班闯入我方阵地,一个班袭击我160毫米重型迫击炮阵地,一个班袭击我第41师122团9连3排阵地,作为佯攻。以另外两个班从左右翼偷袭我辛柏林雷达阵地。2时30分敌同时开火,十分钟结束战斗,我方牺牲10人,伤49人。偷袭越军敌亡1人,伤10人。敌完成偷袭后,沿原路线撤退至出发阵地,于当日6时前按原渗透路线撤至境外。

越南特工队的这次袭击事件,国内《兵器知识》杂志曾经采访过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何其宗中将,谈及辛柏林雷达遇袭事件时,作了如下描述:“我们进口了辛伯林炮位侦察雷达,大概十几万美元一部,性能相当好,就是专门侦察迫击炮的。但后来损失了一部,是越军派遣特工,潜入我境内炸毁了雷达。这座雷达由我军一个班昼夜武装保护,出事那天晚上,换岗哨兵叫醒该上岗的战士后就去睡觉了,但换岗战士并没有真正起来去站岗,而是答应一声又睡过去了。结果越南特工溜进来炸了雷达,敌人对雷达的破坏并不彻底,显然不知道要害在何处,经修理后,这台雷达又继续投入了作战。越军可能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因为在我们侦听敌台通报中,他们讲“摧毁了共军的一个通讯台”。

越军特工队的破袭行动无论从战斗准备、战术手段还是对武器的运用来看,都堪称特种作战的经典之作,敌人在战斗中只使用了手榴弹、定向雷、单兵火箭和塑性炸药等爆破武器,给我人员和技术装备造成较大损失,也隐蔽了作战企图,我军阵地人员直到当日6时还以为爆炸声只是敌人的炮击。

尽管在这次袭击战斗中得手,越军还是无法克制我军炮兵压倒性的火力优势,越军只有少量苏制“冰雹”火箭增程弹因射程较远能够成一定威胁,无力改变其在炮战中被动挨打的局面,在随后的7·12越军大反扑中敌人就吃尽了中国炮兵的亏,死伤数千人〉

记得越军特工拼尽吃奶之力偷袭中国炮兵的辛柏林阵地得手后,我们陆军学院的教官和学员中引起一片片哗然,后来军委紧急调中苏边界的辛柏林雷达过来增援,依然保持了对越军炮兵的打击优势!〈一军六十七军、13军,后来都有20个以上的炮兵营支援作战,而对面的第二军区越年只有一个加强炮兵旅,10个炮兵营都不到——还经常被打残打废,至于团属炮兵营属小炮就更没法提了。

——越南这个国家从历史上看,你说她倔强也好,他不屈也好跟法国打,跟日本打,跟美国打,最后发展着跟中国打,整整半个世纪你说他又占到多少的便宜呢?无非就是一场战争的恶性循环。胡志明当年选黎笋作为自己接班人的时候可能很默许黎笋的狭隘民族主义,但是胡志明想要娶亲安度晚年的时候。遭到黎笋挟持政治局的否决——说什么胡主席威望高,娶老婆会伤害越南人民的感情;胡志明肠子都悔青了,大概也像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亚遭到斯大林的野蛮对待,列宁很后悔选斯大林做布尔什维克党的总书记一样,胡志明也一定会有选黎笋做接班人而有悔不当初的想法……黎笋成了毒笋,四处露头,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在这里我不禁想到了同处中南半岛的泰国,泰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没有受什么伤害,特别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这样凶险的环境中,印度支那三国和缅甸都落入日本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其中缅甸还发生了大规模恶战,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全面恢复。泰国军政府和日本结盟,避免了本国军民受到伤害。虽然作为同盟国首领的英美对此很不以为然。但也没有在军事经济各方面为难泰国。等到日本败相初露,泰国军政府又摇身一变成了同盟国的一员,不能不说泰国全身自保,耍尽花招,保住了泰国不受任何战火的伤害。此后和国民党残军在金三角小规模的接触战斗,围剿泰共又巧妙地利用了他们的力量(在双方的一厢情愿下国军师长段希文跪拜归顺泰王),可以说泰国在血雨腥风的20世纪就是全身而退——. 甚至发展经济还成为亚洲五小龙之一。〈就是这个泰国,在越南战争之前,泰国的经济并不宽裕,拉玛五世早年的政治改革对经济推动的作用还不是很快,而越南很早就得到中国和苏联的经济政治,军事帮助,单纯就经济而言泰国跟越南比起来所差无几,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泰国军政当局,銮披汶总理骨子里就是个亲美派,特别是皇族上层跟美英走得很近,拉玛九世在美国访问,赢得了空前的欢迎,泰国国王和艾森豪威尔总统肯尼迪总统都有良好的私人关系:也铺垫了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大前提。所以战争爆发后,泰国因为离开越南较近,有好几个港口、机场可以利用,并且国内没有亲越南的势力,因此立刻被美国选为了后方基地,大量进行投入。

泰国方面看到日本沾韩战的光迅速崛起的历史,也乐得美国人进入,因此美国就在泰国建立了很多军事据点(比如巴提亚的乌塔堡空军基地)以此来支援越南战场。占了人家的地自然不好意思空手而来,美国拨了大量资金给泰国,这些钱促进了泰国的经济发展。

并且因为害怕被渗透,美军还帮泰国训练军队巩固国防,让泰国军事实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后期泰国还从自身安全的角度考虑拉中国对抗已经占领柬埔寨咄咄逼人的的越南。

与此同时,泰国的娱乐业也赚了不少外快。美国大兵出了名的爱玩,这些基地中的美军士兵闲暇之时就喜欢出去娱乐放松,声色犬马、胡吃海喝!就算越南战场上的美军也有休假制度,那种死里逃生的人花起钱来更是放纵,从而极大刺激了泰国的消费。

因此泰国的财富迅速积累,80、90年代更是跻身为“亚洲四小虎”之一,如今虽然不算发达国家,但也算经济条件很好的发展中国家了。〉泰国的经验和做法在东盟十国中很是值得研究,人们甚至说銮披文就是东方的梅特涅;也不一定就是借鉴吧。战争的越南、和平的泰国几十年就没法比——一个满目疮痍国贫民穷;一个鼓乐喧天佛烟缭绕、人民穿金戴银。

中越战争的影响在几年后显示出了它的巨大威力 ——. 欧美战略评论家甚至把中越战争和后来苏联的被拖垮台和东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联系在一起——评价非常之超高(连远在古巴的卡斯特罗也不得不收敛了在非洲的作乱)

海外的华人媒体甚至把中国对越南的惩罚看作是对西方的和解姿态,有人说是投名状,因为自此以后巴黎统筹协会的军事和非军事高科技项目就毅然对华开放了,欧美也不再把中国当成敌对势力,而作为贸易合作伙伴——. 这样就结合WTO 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迎来了黄金30年的高速发展期。

1979年就是短短的一两个月,小小的越南就有10万军民像春天开败的野花一样凋谢在越南北部山区的崇山峻岭之中;以后将近10年,又有成千上万的越南青壮年死于非命——记得我国的天下第一军轮战老山时,小小的麻栗坡县也承担不起大量烈士的尸骨,后来是把骨灰带回江浙呀!大国尚且如此,小小的越南死得起那么多人吗?就算他死得起人,生产经济又靠谁来发展呢?1986年黎笋在内外交困内忧外患自己心力交瘁的情况下病重死去,没有人痛惜,当然 也没有人喝彩。

老奸巨猾的元老派、骑墙派长征任越共第一书记,越共党军内部一片争吵,主战派稍占上风,(其实军队也不是铁板一块,军中元老武元甲,黄文泰、朱文晋、王承武、陈草这些人也不主张跟中国交恶,有华人血统的朱文晋上将甚至在高层会议上说:兄弟生气红红脸不应该打架……抗法抗美功臣、 高层人阮友寿、黄晋发、阮氏萍,邓尘施也是同情、偏向中国的,黎笋大权独揽时,对这些人有所忌惮,又恨又怕又没有办法,只能让他们去坐冷板凳供起来,像资历和级别稍微低一点的外贸部长李班,长期和中国同志打交道,深知中国为越南战争几乎耗尽家底、淘尽了心血,只不过一再强调,“中国同志太好了”就被罢免职务甚至关起来,还有好几位部长也是这样的下场)

长征当然知道党内斗争的残酷,他自己就被打压了几十年。长征思虑再三、权衡再三,经过评估,他认为黎笋的反华排华政策并不能够持久,人民厌恶战争,(黎笋提出来的越南人民要坚持打“万日战争”的口号,并没有得到什么人民热烈鼓掌)、中间派也会向自己靠拢,于是断然启用遭受双眼已瞎、死抓权力不放的范文同这个老顽固打压的,原胡志明市第一书记改革派阮文灵上台。在老狐狸长征的帮助下,阮文灵在1986年12月成为了越共的总书记,与此同时,只干了半年领导人的长征坦然的宣布由于80高龄和健康原因下台。

阮文灵果然没有辜负长征的期望,不断的向中国释放希望重修旧好之意。终于在1990年,阮文灵成功绕过了疯狂的反华分子——外交部长阮基石,与中国领导人在成都会面。

阮文灵恳切的说道:"我非常希望能恢复胡志明总书记在位时对华友好的局面,也正在为从柬埔寨撤军做着准备。有朝一日我肯定还会来到你们伟大的国家",说罢还赋诗一首:"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

自那以后中越关系开始逐步解冻,阮文灵按照长征的遗愿,紧锣密鼓的将改革开放进行下去。同时又多次邀请中方人员访越,为其介绍中国的先进经验。可以说,如果没有长征就不会有越南的改革开放,要是范文同的徒弟阮基石这伙人上台他们还会按照黎笋亲苏的老路继续固步自封的走下去。

殊不知苏联只把越南当成它在东南亚的一颗棋子,总是想用"画饼"的方式,让越南以卵击石的对付中国,长此以往这个国家肯定会被拖垮。所以长征和阮文灵是很有先见之明的,若不是1986年确定了革新开放,等到五年以后苏联解体越南必定会吃个大亏——没有任何大国和任何经济体来保护越南。

事实也证明,与中国友好往来是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中国虽然体量庞大但从不欺压邻国,一直秉承着和平崛起的发展理念,处处与人为善。在1999年中越两国发布《联合声明》,正式宣布中越邦交正常化还制定了"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的这十六字方针。

痛定思痛,不愿再走老路的阮文灵和后来的杜梅确实比狭隘民族主义的黎笋和老顽固范文同要高明,就算资深外交部长阮基石一伙人能够在联合国掀一些小风浪,在国内也是被边缘化了的;他们主持的比较开明的越共当局追求中越和解、发展经济、摒弃战争。

越南人民真的要感谢改革派——是他们毅然决然的停止战争,发展和平发展经济,他们主持的越共当局断然裁军60万,将这批人投入经济建设和发展——使得军事穷兵黩武转变为越南经济有生力量,这样才使得越南的国民经济蒸蒸日上,令多少国家刮目相看:现在越南是世界上第二大稻米出口国、服装加工和出口贸易的强国之一;如果越南上层统治集团明智辩理,坚持长期中越友好,他得的好处和便宜还多了去了!

中美战略呼应

1982年8月17日,中美双方发布第三个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宣布美国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推行“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政策,这表明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更加务实。

1984年初,中美双方商定,里根总统将于4月正式访华,这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在任总统首次访华,按照里根的行程,中美双方将会在经济和贸易领域达成更多的合作协议。

此时,中央军委决策的一场规模有限、“牛刀杀鸡”式的作战已经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1984年2月16日夜,对越自卫反击战发起五周年之际,昆明军区所属第14军和陆军第11集团军各一部共2.7万余人及配属特种兵部队秘密集结到预定作战区域,准备发动夺回老山、八里河东山及者阴山的作战。

在后续两个多月中,除了对越军防线进行了缜密的侦察以外,昆明军区先后加强了军区通信团、工兵第7团、汽车第22团,敌后侦察大队、麻栗坡县民兵团给老山一线作战的第40师。

这样,我军对于老山的攻击力量得到大大增强。

1984年4月26日,美国总统里根抵达北京,结果4月28日下午总统外交顾问就悄悄地告诉他:“中国人民解放军刚刚在边境地区对越南发动了大规模反击。”

这令里根大吃一惊,没想到中国军队竟然在这个时间点发动进攻,这一仗与其说是打给美国人看的,不如说是打给英国人、苏联人和全世界看的!

更让里根惊讶的是,根据五角大楼对解放军进攻地域卫星图片的分析,这是一场在复杂地形条件下十分艰难的战争,因为以当时的军事技术很难实现对越军布防据点的彻底清除。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再一次刷新了全世界的认知。

中老国际铁路通车的重大意义

2021年6月,中国把价值500亿的老挝铁路基建工程项目完成了,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的震撼,尤其是越南因为嫉妒心理作祟,恶意揣测并且宣中国基建“用心不良”——本来中国昆明到越南海防是一条最便捷的铁路通道,当年法国人不惜血本,动用国力和中国的大量民工来修建这条铁路,建成后实际上对中越人民都有很大的益处,云南民谣说:云南十八怪铁路不通国内通国外。中越边界战争爆发后越南故意堵塞了这条通道。现在看到中老铁路慢慢使老挝富起来了,越南的滋味当然不好受……

这条铁路让中国和老挝的客运和货运便利了不少,将中国云南和老挝万象之间的经济交流变得更加方便快捷。

而这条铁路也给老挝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搭上中国高速发展的快车后,必然会让老挝出现翻天覆地的新变化。

老挝在国际社会上的身影可能没有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耀眼,因为他身边环绕着柬埔寨、越南、中国,相比之下,自然就关注度不高了。

老挝的近现代史也是充满战争和动乱的,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终于成立新政府,因此,老挝的经济发展时间并不长,这也就导致了其国内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产生。

老挝当然也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宝贝”,比如名贵的木材远销世界各地;比如独一无二的民风民情。不过,老挝的基础配套设施不足以支撑这2个行业快速扩大。老挝政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下定决心修建一条横贯老挝和中国的铁路。

这个想法因为资金有限导致根本难以成为现实,老挝举目四望竟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伸手帮忙的。这也很正常,毕竟国际上那些大的建筑公司都是为了挣钱去的,谁会往里搭钱干项目呢?

就在老挝心灰意冷、万般无奈的时刻,中国挺身而出!出人出工又出钱,老挝政府感动得不得了,立刻动用行政力量,要求老百姓配合这项伟大的工程,这个铁路项目也就稳步推进地上马了。只是中国帮助老挝是发善心吗?这可是500亿,不是一个小数目。中国方面考虑的自然不会这么简单。

首先这500亿里肯定得老挝政府出一部分,可以动用政府的行政力量,征下铁路沿线的土地和其他设施,这样铁路就是两国合作完成的,另外,铁路中的所有技术都是中国项目团队说了算,可以说,这种方式还能够帮助中国基建培养一批人才,再者,也能通过技术材料来控制资金。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条铁路把中国和东南亚交流的通道给打开了,老挝可以把木材运到中国,中国也能把自己的商品运送到东南亚国家,可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这样的工程我们虽然要投入不少资金,不过获得的回报也是很丰厚的。

中国和老挝国土相邻,且在老挝发生地质灾害时,兼顾了老挝人民的安全,正是这种真心实意为对方考虑的心情,让两国有了合作的前提。不过到了真正施工的时候发现,这铁路修建起来还是有不少难度的。

首先来说老挝的工业并不发达,上一届联合国还把老挝和一批国家定义为最不发达国家,这就意味着大量的工程材料需要从中国境内跋山涉水地运送过来,其次,老挝和中国在铁轨设计上出现了分歧,当时中国团队要把铁轨间距设计成国际主流的标准,不过老挝国内更加倾向于设计米轨铁路,因为滇越铁路也是米轨——今后在澜沧江架一座铁路大桥,就可以和对面泰国的米轨铁路接轨(大家对电影〈桂河大桥〉还有印象吗?)。

虽然老挝习惯于这种铁轨,并且东南亚也有几个国家在使用这种铁轨,不过建成后并不能支撑老挝货运的需求。在双方长时间的商讨之后终于决定用国际通用标准,“万里长征”这才走出了第一步。

紧接着第二个难题就立马出现了,老挝境内战后遗留的炸弹非常多,这给修建铁路造成了很大的安全隐患,而老挝虽然之前也进行过排弹工作,只是因为炸弹数量太多太密集,导致依然残存着大量的危险炸弹。

中国施工队伍只能一边忍受着酷热的天气,一边还要打起十二万分精神来注意安全。而且老挝地形复杂,桥梁建设经常会遇到地震留下的断层和缝合区,根据这个特点要求,铁路需要具备抗震性和很高的安全系数,这对中国铁路建设团队来说是一个很严肃的考验。因此说这条铁路是中国基建队伍用生命给趟出来的一点也不过分。

中国基建队伍也曾经有过动摇,这样的投入到底值不值得,不过看到老挝人民朴素而又艰苦的生活、对中国援助的热情期盼、对中国建设者的热情支持;中国的建设队伍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最终在2021年完成了铁路的建设工作!

这条铁路对老挝人民太重要了,有了这条铁路就能把木材运往世界各地,他们手里的宝贝就能够成为改善生活的经济来源了,还能沿线迎来全世界的旅游爱好者、探险者,老挝政府和人民无不欢欣鼓舞,这也是中国“一带一路”的初心所在。

未来这条铁路也将成为东南亚国家和世界交流的窗口,带动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

 两山战役展示

 1984年两山战役打响,陆军第十四军打老山、〈40师广大指战员在14军前指的指挥下,对入侵我老山地区的越军实施了进攻,经过艰苦卓绝的连续奋战,歼灭了守敌,收复了老山、662.6高地地区60余个高地。基本歼灭越军313师122团1营、2营,重创其3营、226团4营、818团7营、457炮兵团10营和11营、168炮兵旅4营。共击毙越军1320余名,俘虏12名;击毁各种火炮78门、坦克歼击车4辆;缴获60毫米以上口径火炮13门,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受到中央军委的通令表扬。

这一仗,40师的对手是越军第二军区313师。该师于1979年3月在河宣省北光县组建,由于成立之初部署在河江地区西昆岭山区一带,所以别称叫做“西昆岭师”,下辖3个步兵团(14团、122团、266团)1个炮兵团(457团),时任师长阮雄良。

多年之后,老山作战时担任313师副师长兼参谋长,退休前任第二军区副参谋长,亲历了作战全过程(越方称之为渭川前线、河江战场)的裴尼乐,接受了一名越军家属的采访,就老山之战讲述了他作为一名职务较高的亲历者的看法。

采访者问道,别的部队的士兵都认为老山地区(越方称之为1509高地)失守是313师的责任,你怎么看?裴尼乐坦率地回答,是的,当时是313师在那里防守。

为什么会打败仗?裴尼乐解释道,首先是因为老山地区地形条件特殊,组织防御非常困难。具体说来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这里是边境线上的骑线点,前面没有防御阵地,主阵地直接处于中国军队的威胁之下。第二、越军没有防御纵深,从老山一直下到清水河,要走很远,才有一个二线阵地。第三、受到山地地形条件的限制,支援防守的战术手段也不多。这他眼里,这些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此一旦解放军集中兵力发起攻击,阵地就很容易失守。

其次是对解放军的情况完全不掌握,遭到了突然袭击。他说,我们无法判断敌人的意图,不知道敌人有多少兵力,采用什么打法,攻击方向在哪里,我们简直是束手无策。

除了地形不利和敌情不明之外,裴尼乐毫不避讳地承认,老山地区失守的根本原因在于实力悬殊,在力量强大的解放军面前,越军的实力明显不够。说到个人责任,他的回答也很坦诚很直率。他说,我有缺点,但实际上换别人指挥,我相信结果也很难改写。〉

第十一军打者阴山,战果都还不错。十一军的廖锡龙师长打者阴山战果很好——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较大的成果,所以后来连连升官,他当十一军军长时,我正好去大理古城的十一军军部搞教学辅导,他一只手牵着谢志德,一只手握住我的手感觉廖军长平易近人,比我们那儿的赵坤、李思怀强多了;他风度翩翩,有点儒将的气质,他后来调成都军区当主管前线作战的第一副司令,而后当司令;又在这个位置上经过总参谋长傅全有的推荐调总后当了部长,离职前是与刘源将军搭档。

我们的战友李五一,跟着书画家、副师职教官李书芳上老山采访118团团长张又侠,当时老山攻防战进行的很艰苦,官兵们既要防偷袭防特工还要被烂裆病和皮肤病困扰,都穿着大裤衩讲话也十分粗野,骂骂咧咧。他们的老山行感觉非常不好!拍回来的录像可圈可点处也不多……

为了避免部队长期待在老山产生厌战情绪,中央军委决定部队搞轮战训练,前后有好几个軍调到云南前线搞轮战值勤。各个军的表现也参差不一。〈后期的时间比较长,基本上一直到1989年都没有间断过,而从1984年开始的,中国军队对越南军队控制的老山和者阴山众多据点进行集中拔点作战,并且在1984年到1989年间抽调各军区部队轮番上阵,这就是“两山轮战”。

1984年4月28日打响了收复老山的战斗,4月30日收复者阴山。因为中国在1984到1989年期间抽调各军区部队共10个集团军及部分省军区部队轮番上阵作战,由此得名。

其間,七大军区轮番派部队参战,兰州军区47军,沈阳军区16军、23军,北京军区27军、38军(侦察部队),南京军区12军、1军,广州军区42军、41军,济南军区67军、26军、20军,成都军区13军均分别参战。

其中27军,38军,67军侦察部队表现出色。67军199师担任老山防御作战,取得重大战果,1军、12军伤亡最少,14军是参战最久的部队,战斗中先后涌现了“李海欣高地”,孤胆英雄陈洪远,史光柱,英勇无畏九战士等光荣集体和个人,对我军建设影响深远,众多新星从中涌现,大批部队得到锻炼。〉然而79年作战以后越军并不服气,他们继续在边境袭扰,还违反国际惯例越界侵占了边境线上的骑线点,并在我老山、者阴山等地修筑防御工事。

在此情形下,我方开始展开拔点作战,各军各部队轮番上阵与越军展开较量。那么在1984年至1989年的两山轮战期间,双方的伤亡比例是多少?

从1984年7月南京军区第1军第1师、第36师,炮兵第9师师部率炮兵第3团、第14团,以及福州军区炮兵第3师、第13步兵团赶赴云南参与轮战起,一直到1993年2月解除老山地区的防御作战任务,撤销云南前指,我边防部队转为正常的防卫,同时停止空军航空兵和地空导弹部队在边境轮战,老山地区的防御作战才算正式结束,而其中1984年至1989年是实际作战阶段。

在这五年期间,前后包括南京军区、成都军区、武汉军区、兰州军区、沈阳军区、福州军区、济南军区、北京军区等各大军区所属部队,以及云南省军区直属部队赶赴中越边境参与轮战。另外还有各大军区和空军空降兵、新疆军区抽调组建的15支侦察大队。

5月31日,济南军区第67集团军2个步兵师和一个炮兵师接替南京军区第1军的防御作战任务,在轮战期间共消灭4000名敌人,伤敌4390人,10人被抓,摧毁对方27辆车,火炮225门,1150个掩体工事,枪支141支。而自身负伤1721人,413人牺牲。这样的战绩在各个轮战部队中是最出色的,但同时伤亡人数也最多。

 1988年4月,第13集团军第37步兵师接替第27集团军防御任务,在此期间,第13集团军37步兵师消灭725名敌人,伤敌1062人,摧毁对方8辆车、火炮49门、掩体工事228个、弹药所2288个。而自身牺牲26人,负伤215人,这也是各轮战部队中伤亡最小的。

 在1984年至1989年轮战期间,各个参战部队消灭的人数加起来达到了11700人,伤敌21144人,抓敌61人,合计人数32905人。而我方各参战部队包括侦察大队一共牺牲939人,受伤3884人,合计4283人。双方的伤亡比例大致在8比1左右,阵亡人数则为13比1。

客观地说,14军的战果最大,暂且不说全歼老山守敌,特别是粉碎7.12越军的加强师规模的破袭。〈……越军第二军区参谋长黎威密少将表示,当时天已经快亮了,我们一开火,他们就全部开炮,27个炮兵团,还有4、5个师炮兵群向我们开炮,还有火箭炮,因此我们无法前进。早上4点开火,打到下午4点,那时已经无法再前进夺回1509(即老山主峰)了,于是对副总参谋长中将黎玉贤说,我们无法夺回了,计划有可能流产,建议您下令撤军。他再向上级报告,上级也说那也只能如此了。所以4点半,我下令撤军。

黎威密承认,越军这次大规模反扑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解放军的炮兵火力太过强大,部队在猛烈火力打击下无法前进,无奈之下只能选择撤退,但是他严重夸大了解放军炮兵的实力。7月12日作战,解放军参战的师属以上大口径炮兵为16个营加2个连,共计216门火炮(492管)。大口径火炮和团营属火炮一起,组成了多层次大纵深的绵密火网。根据火炮性能,对越军必经的道路、桥梁、岔路口、隘路和可能展开兵力火器的地段计划了火力,在那拉方向由远至近设置了四道拦阻线。

战斗过程中,师炮群和团炮群从远到近,团营属炮兵由近及远,实施相向交叉射击。各种口径的炮弹像下冰雹一样倾泻到地面上,在剧烈爆炸所产生的破片和冲击波面前,徒步进攻,毫无掩体藏身的越军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能是坐以待毙。山崩海啸的绝对炮火优势,不仅予以了暴露于野外的越军步兵毁灭性的打击,而且在精神上完全打垮了他们。

据统计,炮火消灭的越军数量占歼敌总数的六成以上。大多数越军士兵还来不及和我军步兵发生近距离战斗,就被炮火毙伤或者打散。从当天3时到19时,我军炮兵共消耗各种口径炮弹1261吨,用猛烈炙热的火海吞噬了越军的人海,打得他们尸横遍野,为支援步兵坚守阵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还要提到的是云南人民全力支援两山作战。出人出力还要忍受战区不能发展经济的种种困难,当7。12大反击炮弹紧缺时。地方车辆不仅给军车让路,还不计报酬,不辞劳苦自觉响应紧急征用甚至主动到燕子洞军火库紧急装用炮弹直接送到前线,显示了军民一心同仇敌忾,打击敌人的大无畏气概。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小越南不碰个头破血流才怪呢。

14军参加老山首战4个月,一举收复老山各阵地,并击退了越军发动的从加强营到加强师规模的三次大反扑,轮番迎战越军精锐部队步兵313师、356师、312师、316师,均予敌以重创,共计毙伤俘敌副团长以下7200余人,并缴获击毁大量武器装备,沉重打击了当面之敌,打出了国威军威。胡耀邦同志专门为十四军十一军提名,——国威军威看西南!(据此亲临作战的十四军副军长王祖训和十一军师长廖锡龙后来都当了上将)

第14军凯旋归来,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被誉为威武之师、“丛林猛虎”。后来拍了一部电视剧《凯旋在子夜》,就是以第14军部队为原型的。在中越两国军界引起的強震动,可是由于84年整个一年宣传不到位,好像还被别人盖过了风头。军长刘子波平调到昆明陆军学院当了院长,他是有怨气的,可是这股怨气撒错了人,没有人对此跷大拇指。粟裕的大公子栗戎生也以轮战部队67军军参谋长的身份到过前线……就不说了吧。

号称天下第一军的陆军第一军军长傅全友就是轮战中打得不错,他的丛林作战法、对河江省会的声东击西等等突出表现,经过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的战地考察铺垫了他成都军区司令,兰州军区司令、总后勤部长(他在职位提出的斤半加四两,彻底颠覆了普通士兵的王八饮食——就是所谓一斤粮半斤菜,四两肉),最后当到总参谋长的仕途。付全友写了回忆录,他在回忆录中对云南老山战场花了篇幅有所写道,虽然不是浓墨重彩,但是有兴趣的战友们、朋友们还是可以读一下。

高干回忆的解禁

2020年原41军政治部主任的阵中日记陆续公布——反映了中越自卫还击作战中残酷战争的血腥一面。那可不是什么红旗飘飘军号响,我们的队伍歌声嘹亮:军主要指挥员战前盲目乐观。只想着成千成万的抓俘虏,战中战场预案不祥、地图标示不清、遇敌特工偷袭惊慌失措、主攻团长被敌狙击手射杀、部队士气低落。后勤骡马队遭偷袭,哪个出来维持民工队伍,哪一个就被匕首近距离刺杀,民工和骡马乱成一团,现场一片血腥惨不忍睹:一线作战部队缺吃缺弹药补给,伤员后送不了轻伤拖成了重伤——战场敌后形势异常残酷……幸得友邻部队援助拉伤员送补给,这才摆脱了困境。

这位军一级的高干,亲眼看到了前来接应的50军150师队伍——穿着崭新的的确良军装,有的还披着臃肿的大衣,根本不像打仗的队伍。军师团干部从来没有像样的交接,果不其然。在41军某主攻团吃了大亏的同样复杂地形下,150师的一个加强营全军覆没,200人当了俘虏。原因就是50军一位副军长带队的军工作组不听劝阻,非要部队不走大路不坐汽车,要从小路所谓撸草打兔子。扩大所谓战果,反而中了越军的埋伏,吃了大亏。虽然这位副军长战后被降职使用,另外两位副军级干部被勒令提前退休。但是给部队造成的伤害和耻辱却消弥不掉——这也是自卫还击战期间最大的败笔。

  令人感动的(烟坟)故事!

将近10年的中越边界战争,也给现代的中越关系落下了深深的烙印。当时的军旅作家,后来当到国防大学政委的刘亚洲上将,写下了著名的短篇小说烟坟〈别名王仁先〉用深情的笔墨描绘了一个年轻军官的战争心路历程和人性的爱情故事,可能堪比当年苏俄的〈第41个——〉,只是无人敢把这个小说拍为电视剧或影片——此片在继承苏联蒙太奇学派的制片风格基础上,精心构造电影视听语言与表达方式,并叙述了一个与传统军事题材电影截然不同的情节模式,颠覆了意识形态的惯常思维,将革命浪漫化,同时又突出表达富于诗意的人本思想,成为同一时期苏联电影的一座里程碑。如果刘亚洲这个短篇拍成电影,一定在世界电影界上引起轰动,也会在中国电影史上建筑丰碑。

王仁先是十四军四十师的副连职参谋,昆明人,干部子弟。战前因违犯纪律受了处分,后来牺牲了。有人认为他不是英雄,我认为他是英雄,而且是高高大大的英雄。当时有人曾说:“听说刘亚洲要写王仁先?十四军那么多英雄人物他不写,偏写这么一个人?”别人把此话转给我,我只轻蔑地撇了一下嘴。雨果早就说过,在绝对正确的英雄主义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王仁先的故事就是人道主义的典范,同时也是英雄主义的典范。

王仁先本来在昆明谈了一个女朋友,但部队往老山开拔时,女朋友跟他吹掉了。

部队开进老山地区后,驻扎在一个叫落水洞的地方。王仁先和几个干部住在一个苗族农民家中。女主人是很漂亮的苗族姑娘,结婚不久,有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这女人性格很奔放,很刚烈。

少数民族的姑娘大都具有这种特点。不象汉族女人,不敢爱也不敢恨。落水洞这个苗族女人见到王仁先之后,立即就爱上了他。王仁先英俊帅气,一米八的个子。据说他的嘴老是紧抿着,象高仓健。王仁先开始对她是一屑不顾的。农村女人嘛,家里那么穷。虽然长得不错,已是有孩子的人了。

部队上老山前,苗族女人给住他家所有的战士水壶里都灌满了水,给王仁先那壶里特意加了糖,加了那么多的糖,以至于象蜜一般甜。

晚上,苗族女人抱着孩子来到王仁先屋里。她对王仁先使用了最原始的手段:解开衣服给孩子喂奶。他俩就这么在屋坐着。王仁先拼命抽烟。他在抗拒。

但最后终于没抗拒住。为什么没有呢?这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明天部队就要上老山。这一去,他可能就要“光荣”了。他是个血性男儿,连女人都没摸过。他肯定心有不甘啊。这是人之常情。他俩当时就在猪圈里发生了关系。

第二天,情况陡变,进攻推迟了。作战计划推迟,爱情已然来到。什么事情都一样,有第一次就有第一百次。那些日子,落水洞到处留下了他们爱的影子。当然,相当多的次数还是在猪圈里。王仁先每次做完事都抽烟,一根接一根抽,好凶啊。苗族女子高兴,就在猪圈里唱歌。好个有性格的女子!后来她丈夫查觉了,问她跟谁,她不说,丈夫就告部队了。这在部队是严重破坏群众纪律的事件,军长下令严查。部队把住在苗族女人家附近的官兵全部集合起来,列队,把这个女人叫来认。这女人真是刚烈得紧呐,今天我想起来还肃然起敬。她走到王仁先跟前,指着说:“就是他!”又说了一句什么,我学不出来,意思就是我喜欢他,我爱他。保卫科长说:“我早就猜到是王仁先了。我看到猪圈到处丢着高级烟头。那种过滤嘴的香烟连里只有他抽。”

王仁先受到处分,从副连降为正排。进攻老山那天,团里派王仁先到最前线去。7月12日,越军一个师和我军在老山地区发生剧烈争夺战。炮火连天。因为落水洞离前线近,可以看到天边一片火红。苗族女人就坐在村头,望着老山方向。丈夫打她,下手很重。头和嘴都流血了,她不动。王仁先在最前方的高地上。他是炮兵参谋,及时向后方炮兵报了一千多条情况。我军炮火象长了眼睛一样,落到敌人头上。8月份我登上老山,往下望去,还可见累累白骨。那都是“7·12”被击毙的敌人。后来敌人发现这个地方有名堂,集中炮火打这里。

王仁先牺牲了。他的战友说当时他是靠着一棵树死的。他是站着死的。部队下来之后,仍从落水洞过。苗族女人站在村头,一个个地寻找。官兵们从她身边过,都低着头,他们知道她在找谁。最后这个女人知道了王仁先牺牲的事。你看她要做什么?她把家里的财产变卖了,买了两条相当高级的过滤嘴香烟,来到王仁先的坟前,把两条烟全部拆开,一根一根点燃,插在坟头上。坟头都插满了。

当时我听了非常感动。1984年,我到老山的时候王仁先的墓已经立起来了。据闻部队为他追记了一等功,我去烈士陵园找他的碑,找到了。我就学这个女人,把一包烟撕开,都给他点燃,插在坟上。

事隔十五年之后的1999年,我又专门到麻栗坡烈士陵园,老山青翠依然。这次我专门从北京带来烟酒,在坟前把酒给他倒上,把烟给他点燃,跟着我去的处长都流泪了。千年的墓碑会说话。麻栗坡那个地方有几千座墓碑,走近它那是走近每一个灵魂。走进麻栗坡烈士陵园,平时心里的那些污泥浊水都不存在了。

通过数次上前线采访刘亚洲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向上级建言:由于轮战部队处境特殊军纪涣散,有的人在前线做起了军火买卖,甚至做生意与民争利,反响很不好,军用品浪费严重,甚至一两吨炮弹都炸不死一个敌人;此外越南的情况更糟糕,新上任领导人一心要改善中越关系,通过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最后中越领导人达成了彻底改善中越关系的内部协定,这样才迎来了中越边境军队后撤脱离接触、变战场为商场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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